元军攻破临安后，分兵追赶宋军。南宋大臣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等拥立8岁的卫王赵昺做皇帝，改年号祥兴，迁居到广东新会县南80里海中的小岛厓山。这里地势险要，可以固守。当时官、民、兵尚有20多万，多半住在船上。沙南和广东的人民也纷纷响应。元政府派蒙古军和汉军分路进兵，张弘范以舟师袭击漳、潮、惠3州，李恒以步骑偷袭广州，阿里海牙率蒙古兵攻打琼州。
1279年春，张弘范率水师进袭任山。张世杰结舟固守。元军用火焚宋船，家船上涂着湿沙，火一时烧不着。张弘范又派人去家船说除，张世杰和军民无一应者。元军据守海口，断南来的水源，南宋军士吃干流饮海水，引起了呕吐泄泻。张弘范把军队分成四组。乘湖涨时进攻来船。
南宋军南北受敌，1279年3月19日（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日），陆秀夫背赵昺投海殉国，南宋亡。

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９日　新华社发表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的题词，号召全军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学习。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欧阳海班”。欧阳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班长。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８日，随军野营训练，路过京广铁路时，炮连一匹马受火车鸣笛惊恐，突然跨上铁路，在火车与马即将相撞的危急时刻，欧阳海奋不顾身将马推出铁路，避免了列车出轨，保障了旅客安全，自己负重伤，壮烈牺牲。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审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对起草《决议》稿提出三条指导思想。
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以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向前看。

1998年3月19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本届政府的任务，概括起来说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就是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
　　“三个到位”，一是确定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确定在3年内彻底改革金融系统，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实现；三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要在3年内完成。
　　“五项改革”，是指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改革。朱镕基还强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日，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达达被指控犯有多种暴行罪，逃出首都，同剩余的卫队逃向北方。反阿明的力量控制了主要城市和机场。
　　阿明，１９２５年生。“二战”末期参加英国皇家步兵部队。历任军士长、营长、陆军和空军副司令，后兼陆军、空军参谋长，曾先后去英国和以色列接受军事和伞兵训练，他在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５日发动军事政变，后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１９７６年６月任终身总统。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发兵侵犯坦桑尼亚。１９７９年３月，反阿明武装力量在坦桑尼亚军队支持下推翻了阿明政权。阿明最后流亡沙特阿拉伯。

1991年3月19日，孟加拉国代总统哈布丁·艾哈迈德任命卡莉达·齐亚为该国总理。卡·齐亚成为这个南亚国家的第九位总理。同时，她也是孟加拉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卡·齐亚夫人是前总统齐亚·拉赫曼的遗孀，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生于迪纳杰布尔县。１９６０年入苏伦德拉纳特学院学习，在校期间与齐亚·拉赫曼上尉结婚。齐亚·拉赫曼参加了东巴基斯坦（即今孟加拉国）的独立斗争，并担任独立后的首任总统。1981年5月，齐亚·拉赫曼在吉大港城的一次兵变中遇刺身亡。
　　卡·齐亚原本乐于持家，不太关心政事，甚至连与拉赫曼过从甚密的官员也认为她不过是个“生活俭朴而又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只是在丈夫遇难后，她才涉足政坛，开始了一个女政治家艰难困苦的非凡生活。她头披沙巾，笑容可掬的形象经常出现在人民群众之中，得到了人民的支持。1983年，她加入民族主义党并任第一副主席。第二年，她成为该党主席。
　　齐亚·拉赫曼去世后不久，当时的陆军参谋长艾尔沙德通过不流血政变推翻在齐亚创建的民族主义党领导下的政府，夺取了政权。民族主义党成为在野党。卡·齐亚一直怀疑她丈夫遇害的那次兵变是艾尔沙德亲自策划的。她立志与其他反对党领导人携手合作，不惜一切代价推翻“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艾尔沙德政府”。
　　在卡·齐亚担任总理前的10年间，她曾几次被捕，并遭到指控，她的家人也常遭恐吓和殴打。但她仍冒着生命危险到各地游说，组织集会等。1990年，艾尔沙德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时，她转入地下坚持斗争。由于卡·齐亚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上有成千上万人民的支持，艾尔沙德被迫宣布辞职。
　　在1991年2月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卡·齐亚领导的民族主义党力挫群雄，在拥有300个席位的议会中赢得139个议席，成为议会中第一政党，从而结束了该党长达10年的反对党生涯。作为该党主席的她，取得了组阁权。
　　卡·齐亚在接受总理任命后表示，要继续完成其丈夫的未竟事业，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贪污腐败现象”的廉洁政府。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要求，为广大人民建立一个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和平环境。
　　卡·齐亚以前从未在政府中担任过要职。当时的孟加拉国工业发展缓慢，失业队伍不断扩大，财政管理严重混乱，加上海湾危机带来的影响，使新政府面临严峻考验。但卡·齐亚在接受任命后的第二天，毅然宣誓就职成为伊斯兰国家中继贝·布托之后的第二位女总理。
　　齐亚夫人曾于１９８０年随齐亚·拉赫曼总统访问我国。

据于立群回忆：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老在当年春天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而作的长文，脱稿于1944年3月10日。经过几天修改，郭老把他送交当时在重庆的董必武同志审阅。没有想到，交稿后的第三天，《新华日报》就全文连载了。自3月19日刊出，连载4天，到22日全部载完。文章一发表，国民党方面立即有人出来干预，说这篇东西是“影射当局”。3月2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竟专门发了一篇社论进行攻击。反动派的尴尬实在令人悯笑，自然这也正从反面证明，这篇文章写对了。敌人感到窘怕，而人民是欢迎的。
　　不过，郭老更没有想到，仅隔20天，毛主席就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提到这篇文章，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不久，林伯渠同志自延安飞抵重庆。林老亲自告诉沫若同志，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这些消息给郭老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他从内心感到欣慰，他的这篇文章符合了党和人民的需要。
1944年8月下旬，郭老收到了周恩来同志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郭老当天即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12月，郭老收到了毛主席11月21日写的复信。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做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一日，于延安。

　　毛主席在信中所说“恩来同志到后”一事，是同年11月间的事情。周恩来同志于11月10日夜从延安飞回重庆。第二天，郭老在住处天官府4号，为刚从桂林抵渝的柳亚子先生洗尘，周恩来同志也赶来参加。席间，周副主席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振奋人心的消息，顿时给小小“蜗庐”带来了光明。郭老在事后追述道，由于周副主席的参加，“友朋皆甚热烈狂欢”。他并赋诗以纪念当夜的欢聚，纪念周副主席的归来，诗中称喻周副主席为手持火炬的人：
　　顿觉蜗庐海样宽，
　　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在，
　　澜挽横流砥柱看。
　　秉炬人归从北地，
　　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
　　扭罢秧歌醉拍栏。
　　毛主席在信中说大家都希望能见到沫若同志。郭老又何尝不是时刻向往着能再见到毛主席和延安的同志们呢！郭老和毛主席1927年在武昌分手后，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抗战爆发后，郭老只身从日本回到祖国。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渴望能够奔赴延安。那里有他阔别10年的北伐战友，那里是抗日救国的保垒，是中华民族的希望。1938年，郭老曾作一首《陕北谣》，表达了他这种心情，其中写道：
　　陕北陕北朋友多，
　　请君代问近如何？
　　华南也想扭秧歌。

　　陕北陕北太阳红，
　　拯救祖国出牢笼，
　　新天镇日漾东风。
　　然而，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郭老的行踪，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甚至每当暑季日军大轰炸，我们被迫到距离重庆市区才几十公里的赖家桥避居时，国民党特务便立即放风说：“郭沫若要逃跑”，“要出青木关造反啦！”当时，我们只能翘首北望，却奋飞不得。为此，郭老曾无比感慨地说：“此乃无望之望也。”
　　1945年，我们渴望见到毛主席的心情终于如愿以偿。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郭老和我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赶到机场迎接毛主席。
　　9月3日，我们接到通知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天官府来，看望各界人士。朋友们立即奔走相告。后因当天有胜利大游行，车辆无法通行，聚会地点临时改在毛主席的住处。郭老和我立即动身，步行赶到主席住处。当时在座的还有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位。
　　记得周谷老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先问毛主席：“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主席风趣地说：“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
　　大家都笑了。
　　接着，毛主席便和大家畅谈起来。毛主席阐述了北伐战争失败的原因，并转身向坐在他左侧的郭老说：
　　“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毛主席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明确地指出：
　　“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作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
　　最后，毛主席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毛主席谈完后，又谦虚地征求大家的意见，请到会人士发表看法。
　　郭老听觉不好，特别用心地听着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主席的每一个手势。他看到，毛主席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会后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了毛主席。
　　9月9日，郭老和我在红岩村再次见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晚餐时，大家谈起郭老在文化界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毛主席很同意郭老的见解，认为态度应该强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毛主席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和毛主席的这几次见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主席当时的形象，至今仿佛出现在我的眼前：穿着延安宽大的灰布制服，态度平静、谦虚，举止沉着、稳重似乎总在不断地思考着问题，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根据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并给予公民权。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７５年３月１９日宣布特赦黄维、李九思等２９３名在押全部战犯。特赦释放人员中包括原蒋介石集团中的战犯２９０名（内有军官２１９名、党政人员２１名、特务５０名），伪满洲国战犯２名，伪蒙疆自治政府战犯１名。至此，处理所有战犯工作全部结束。对国内全部８５６名战犯的处理情况是：特赦５８９名，刑满释放６５名，另案处理（释放）１０名，经审查后按起义投诚对待、立即释放的有２５名，病亡１６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