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３年４月２９日，留日学生大会在日本东京锦辉馆举行，５００多名留学生到会。会议主题是抗议沙皇俄国向清政府提出７项无理要求。留学生们在会议上纷纷发表演讲，要求组织拒俄义勇队，誓与沙俄决战沙场。他们说，无国之辈，哪有安身之地，又何来安学之处。后来由于清政府的阻挠、压制，“拒俄运动”无法进一步发展、壮大，拒俄义勇队北伐行动也未成行。然而，留学生们迸发出的爱国情感转为指向满清腐朽统治的实际斗争中。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经过5个多月的讨论，在凡尔赛宫签订了《对德和约》。
和约中关于德国赔款问题，规定在1921年5月1日前由赔款委员会予以确定，在此之前，德国应先赔偿200亿金马克。
据此，赔款委员会于1921年4月29日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德国赔款的具体数字。
经过1周的磋商，5月5日会议结束时，与会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谍，要求德国在规定时间内缴付息数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并限定德国在6天内答复，如不接受赔款委员会的要求，协约国就出兵占领鲁尔。德国无力承担，抵制赔偿。
法、比乘机出兵，占领德国鲁尔，造成德国经济陷于崩溃境地。

１９２２年４月２９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分东西两路，在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及津浦路的马厂一带同时开始大战。结果，奉军大败。６月，张作霖自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宣布“自治”，战争正式结束，北京政府完全由直系控制。

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著名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在南京狱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恽代英（１８９５年生），江苏武进人。曾任《中国青年》主编、上海大学教授、中共五届中央委员。１９３０年在上海任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５月６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经历四十多年国际政治风云的考验，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当代处理国际关系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1954年4月29日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先正式提出的。1953年12月31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开始在北京举行会谈。当天，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印度方面对周恩来的主张表示赞同。在1954年4月29日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就列入了这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在亚洲提出绝非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风暴席卷全世界。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亚洲是这个风暴的中心。帝国主义想在亚洲卷土重来的挣扎，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面前失败了。获得独立的国家迫切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建立新型平等的国际关系，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以维护国家主权，振兴民族经济，建设自己的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一问世便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支持与欢迎。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先后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举行会谈。6月27日，尼赫鲁在欢迎周恩来的宴会上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说：“这些原则不但对我们两国适用，而且对其他国家也适用，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原则很可以作为一个榜样。”随后，在6月28日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6月29日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都正式宣布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1955年4日，周恩来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会议最后公报所提出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就包括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在这之后，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1963年底到1964年春，周恩来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14国，发表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合作领域，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和1978年12月《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也包含了五项原则的内容。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一条明确规定，缔约双方应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我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之一，又是其忠实的奉行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被作为我国外交的基本准则而载入宪法。我国与一百多个国家的建交文件中也都确认了这五项原则。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

1932年4月日本侵略者兴高采烈地在上海日租界虹口举行盛大的“祝捷”大会，庆祝4月29日日本天皇诞生之日。为此，京沪卫戌总司令、第十九路军最高长官陈铭枢事前来到上海，邀请暗杀大王王亚樵密商破坏日军的“祝捷”大会事宜。鉴于日军规定：“祝捷”大会只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一概不准入内，王邀请在沪的朝鲜独立党党人安昌浩担此重任。王亚樵即送去一枚体积小威力大、携带方便的定时炸弹，同时还送去4万元活动经费。安昌浩接受任务后，连夜在他的寓所霞飞路宝康里40号召集他领导的朝鲜革命志士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秘密商量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尹奉吉在行刺前，手握炸弹、手枪，胸桂誓词，在韩国国旗下宣誓。
1932年4月29日这天上午，许多日本侨民和朝鲜人身着盛装，带着干粮、水瓶纷纷向会场集中，尹奉吉身穿和服，提着装有炸弹的大热水瓶，同金天山、安昌杰一道走迸会常金、安两人进场后即在左右两侧的最后座位坐下，以便策应。尹奉吉则带着水瓶径直走到讲台前面，顺手把热水瓶放在讲台下面，返身坐在第一排座位上。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白川大将、日驻华公使重光葵等20余名高级官员在讲台上依次入座，尹奉吉走到主席台前装着倒开水的样子。把水瓶里定时炸弹的开关扭开。随即悄悄地离开会场，金于山、安昌杰遥看尹奉吉已经得手，也迅即离开会常两分钟后，白川正在讲演之际，突然迸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讲台轰塌，血肉横飞，白川被炸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三天后毙命。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第九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被炸成重伤，其他十几个日本人死的死、伤的伤。当时，台上、台下，哭声、惊叫声、呻吟声响成一片，白川的“祝捷”大会成了哭丧大会。
消息传来，大快人心，上海人民奔走相告。国民政府也叫戴笠派胡抱一给王亚樵送去4万元奖金。王即把这笔钱转交给安昌浩，并叫人在圣母院路庆顺里买下了“公道印书社”，让安昌浩及其战友作为栖身糊口之所。

1986年4月29日，由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制造的国产“运七”飞机，第一次载客飞行成功，完成了从合肥到上海航线的飞行。从这天起，我国民航客运全部使用外国飞机的历史结束了。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除了有十几个设备简陋的小厂承担飞机装配、修理业务，几所大学培养有限的专业人员外，根本就没有象样的航空工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航空工业列为建设重点，拨给大量资金和设备，抽调大批优秀干部，使航空工业踏上了大发展的历程。1954年我国不能制造飞机的历史结束了，到1959年，我国又成为世界上五个能够制造超音速飞机的国家之一。短短几年的建设，走完了国外航空工业几十年走过的路程。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民用飞机开发、研制工作进展缓慢，研制出的运11和直5等飞机，只能军民合用，从事通用飞行。而中国广阔的客运市场和商业货运，都被外国飞机所垄断。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有了明显改观，中国民用飞机制造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运七”飞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我国首次研制的“运七”型客机是一种多用途的中、短程运输机。它的翼展宽度为29.2米，机身长23.7米，停机高度为8.6米。它装有两台国产2900马力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最大载重量21.8吨，航速每小时478公里，可连续航行5小时47分，飞行高度达8300米。座舱采用气密封装置，舒适宽敞，可乘坐48至52人；如果需要，还可以快速地拆除座椅，移动隔板，改为货机或客货混合机型。
　　“运七”飞机1982年定型生产后，先后支付上海和武汉两个管理局进行货运航行。两年中，货运1000多飞行小时，经受了雷雨、结冰、高温等复杂气象考验，一直保持安全。1986年民航合肥管理局率先把它编入客运航班。现在，“运七”客机已安全飞行几十万小时，证明了国产飞机的优良特性。安全的记录，还赢得了国内外用户的欢迎，现在“运七”飞机已经出口到国外。
　　“运七”飞机以它的适航性、可靠性、舒适性、可维护性、经济性等许多优点，受到了用户的欢迎。目前，“运七”飞机每天承担的航班已占全国航班总数的1/5。由它编织起来的航班网，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

2001年4月29日上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石家庄特大爆炸案作出二审判决，依法维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对被告人靳如超、王玉顺、郝凤琴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改判被告人胡晓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依法核准靳如超、王玉顺、郝凤琴死刑，并于宣判后将其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4月17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石家庄特大爆炸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并于4月18日进行了公开宣判。对靳如超以爆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王玉顺、郝凤琴均以非法制造、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胡晓洪以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上述四被告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刑满释放人员靳如超因家庭琐事对其邻居及继母、前妻、姐姐等人怀恨在心，遂生用爆炸手段报复之念。今年3月12日至14日，靳如超先后3次到从事非法制造炸药的河北省鹿泉市农民王玉顺、郝凤琴处购买硝铵炸药600公斤，并进行了爆炸试验。3月15日上午，靳如超将所购炸药运至石家庄市郊外藏匿。3月15日晚至16日凌晨，靳如超将575公斤炸药连同早在去年从河北省鹿泉市石井采石一厂工人胡晓洪处购买的50枚雷管和20余根导火索制成引爆装置，分别运送放置到与其有矛盾的邻居、亲属及前妻所居住的宿舍楼3处及其姐所售房屋处，将炸药依次引爆，共造成108人死亡，5人重伤，8人轻伤。此外，靳如超还于今年3月9日在云南省马关县持柴刀将一名曾与其同居的女青年杀死。一审法院还查明，被告人王玉顺、郝凤琴自去年3月以来，除向靳如超出售炸药外，还非法制造并向他人售出硝铵炸药2万余公斤。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靳如超、王玉顺、郝凤琴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一审判决对其量刑适当，故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胡晓洪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其犯罪的具体情节，还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故依法改判胡晓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003年4月29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对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受贿案依法做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丛福奎死刑，缓期２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7月至2000年6月，丛福奎在担任河北省委常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香港盛康国际有限公司向河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申请贷款展期、香港盛康国际有限公司转让该公司在盛沧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河北省宇通实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河北分行贷款，秦皇岛市秦龙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与秦皇岛市海滨林场承包费纠纷，中国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河北分行申请设备预付款保函，深圳北事通投资有限公司在河北推广汽车尾气净化装置等事宜上，为丛真、李运良、李晓明、王小光等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上述４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936万余元。
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丛福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因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能主动坦白部分犯罪事实，且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及本案其他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故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清华、北大爆炸案”作案人黄旻翔，因犯爆炸罪于被法院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2003年4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清华、北大爆炸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黄旻翔使用爆炸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使多人受伤，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爆炸罪，应予惩处。
据法院介绍，26岁的被告人黄旻翔，福建省福州市人，中专文化程度，捕前系海南省琼山宏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职员。为达到实施爆炸活动制造个人影响的目的，黄旻翔于今年2月21日携带黑火药等物品来到北京，先后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选择作案地点。为实施爆炸活动，黄购买了用于制造爆炸装置的物品，组装了两套定时爆炸装置。
2月25日11时20分许，黄将设定了起爆时间的定时爆炸装置放置在清华大学荷园教工餐厅，后乘车来到北京大学，将另一定时爆炸装置放置在北京大学农园食堂。11时50分、13时20分许，两个爆炸装置分别爆炸，造成9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清华大学荷园教工餐厅和北京大学农园食堂的部分建筑被炸毁，造成财产损失人民币22万余元。作案后，黄旻翔于当日逃离北京。
案发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指示有关部门救治伤员，抓紧破案。在公安部指挥协调下，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多警种密切协作，在福建警方的大力配合下，北京警方于3月8日凌晨将犯罪嫌疑人黄旻翔抓获。黄旻翔对制造这两起爆炸案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接受警方审讯时称：“选择在清华、北大制造爆炸案，是因为两校都是名校。在那里搞爆炸可以出名。”
法院于4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向法庭出示了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证据材料。在法庭主持下，公诉人、被告人黄旻翔及其辩护人对当庭出示的证据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还进行了法庭辩论。黄旻翔对起诉书指控其在清华、北大连续制造两起爆炸案的事实供认不讳，并表示认罪服法，对自己的行为致使受害者身体受伤表示道歉。

1992年4月29日，美国洛杉矶一地方法院宣判去年3月3日毒打黑人青年罗德尼·金的4名白人警察无罪。这一不公正的判决引起美国公众特别是广大黑人的强烈不满。当晚，洛杉矶数千名黑人聚集街头举行示威活动，以后局势失控，爆发了大规模暴力冲突，造成50余人丧生，2000多人受伤，10000余人被捕，5000多座房屋被毁，经济损失估计达10亿美元。为平息冲突，加州州长威尔逊宣布洛杉矶市处于紧急状态，联邦政府调集2万多名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员及大批装甲车前往该市实施戒严和宵禁。纽约、华盛顿、亚特兰大、西雅图等城市的黑人和其他种族群众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抗议洛杉矶警察滥施暴力，反对种族主义。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９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正式生效。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在多边框架内谈判达成，旨在在普遍国际监督下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第一项裁军协定。该公约禁止有关化学武器的一切发展、生产、获取、保有、储存、转让和使用，要求每一个缔约国在１０年内完成销毁其管辖和控制下的化学武器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以及可能遗留在另一缔约国领土上的所有化学武器。
　　该公约经过了长达１０年的艰苦谈判于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３日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次年１月１３日在巴黎开放签署。到去年１０月３１日，公约的批准国达到６５个。按照规定，公约于第六十五个签署国交存批准书后１８０天，即今年４月２９日起生效。目前，在１６５个公约签署国中，批准国已达８７个。
　　中国已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０日批准了这项公约，并于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５日向联合国交存了批准书，从而成为该公约的原始缔约国。
　　第一次《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于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４日在荷兰的海牙会议中心落下帷幕，“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正式成立。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由缔约国大会、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三个主要机构组成，总部设在海牙。
　　在这次为期三周的缔约国大会期间，已批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８８个缔约国代表选举产生了由４１个成员国组成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来自《禁止化学武器公约》１６５个签约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在多边框架内谈判达成、旨在在普遍国际监督下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第一项裁军协定。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毁灭性方法和手段，化学战的历史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算起。在那次战争中，交战双方大规模使用了氯气、光气等化学武器，产生了巨大的战场效果，人员伤亡约１３０万，因而曾被称为“最后的武器”。从此，化学战和化学武器正式登上了现代战争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海湾战争中，化学武器屡屡登场。
　　化学武器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一种重要的作战手段，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优越的“效应比”，根据一战的统计资料，１吨烈性炸药所造成的伤亡人数为５人，而１吨化学战剂所造成的伤亡人数超过１１人。有关专家统计，分别使用常规武器、神经性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对每平方公里目标所花费的成本代价分别为２００、６００、８００美元。因此，化学武器又有“穷国的核武器”之称。
　　然而，化学武器严重受制于气象、地形等自然条件，而且它的作用发挥还极大地取决于敌方的防护装备和防护训练。这些缺点都大大降低了它作为战场武器的吸引力，逐渐成为军事大国的“明日黄花”。
　　美国和俄罗斯是拥有全球最大化学武器库的国家。据美国国防部透露，美国贮存的化学战剂总量超过３万吨；前苏联外交部曾宣布，苏联贮存的化学战剂总量为５万吨。但据美国发表的材料，俄罗斯有化学兵１０万人，有８家专门生产化学武器的工厂，年生产能力为３万吨左右。
　　由于化学武器的巨大杀伤力，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为禁止生产使用化学武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早在１８９９年７月，第一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就通过了《关于不使用专门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宣言》，这是国际上为禁止将化学战剂用于战争的第一次尝试。１９６８年，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问题被正式列入当时的联合国１８国裁军委员会议程，从而开始了禁止生化武器的多边国际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