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9月2日，奥斯特瓦尔德出生于俄国的拉脱维亚的里加。他自幼好学，对化学有特殊的兴趣和爱好。他常从药房里买回各种化学药品，做各式各样的玩具，有时做能喷三色火焰的烟火筒，有时做小巧玲珑的爆竹。1875年他毕业于多尔帕特大学，187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82年成为里加工业学院教授。自此，他开始了化学动力学的研究生涯。
　　奥斯特瓦尔德的贡献是多方面的。1887—1906年，他担任莱比锡大学教授。他对瑞典化学家阿列纽斯弱电解质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有所发展。他还从很多方面研究了催化过程，顺利地完成了命名氨氧化提取氧化氨的研究工作，为氨的合成创造了条件。这一成就使他得到世界科学界的高度评价，成为举世闻名的物理化学家。由于他在物理化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于1909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
　　但是，奥斯特瓦尔德在其一生的科学研究中，也曾有过两次严重的错误。一是他创立了“唯能论”，反对唯物论。他认为“能量”是万物的本源。他说：“为什么钟能走动呢？这因为他们每星期要给钟上一次发条。可是等这发条松了，钟也就不走了，而发条照旧还在钟里呀。可见不是发条，而是藏在发条里的另一种东西使钟走个不停，这就是能量。”他的这种“唯能量”的观点，受到许多著名化学家的激烈批评，使他无法继续在大学里任教，1906年他辞去莱比锡大学教授的职务，到近郊别墅过起了隐居生活。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由于军火生产逐渐不齐，德军一再挫败。德国皇家一再问计于奥斯特瓦尔德，他始终无动于衷，拒绝特殊的俸禄。后来德国的舆论界激励他：“生为日尔曼人，怎能眼看日耳曼民族被毁灭而不顾?”他迫不得已，提出用极易获得的氨来大量制造硝酸，藉以维持庞大的军火生产，使德军在战争末期又苟延残喘了一年多，铸成了他一生中的大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特瓦德更加不问世事，在山村中潜心养性，直至1932年逝世。

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奉天王诏，杀东王杨秀清。洪秀全是拜上帝会的创立人，也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者。而杨秀清不仅从金田起义后，一直掌握着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而且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特殊地位，分享了洪秀全在宗教上的最高发言权。定都天京之后，一方面由于洪秀全日益讲求帝仪制和沉溺于宗教迷信，潜居深宫，疏于朝政，使东王杨秀清原权力超过自己；另一方面，杨秀清居功自傲，大权独揽，挟制洪秀全，欺压同僚，树立自己的权势。洪秀全事实上已成为傀儡。因此，太平天国无论在宗教上，还是政治上、军事上，一个名义上的领袖之餐，还有一个事实上的领袖。这种矛盾，在创业初期，被全国对敌以求生存的共同愿望所掩盖着。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西征取得辉煌胜利：接连攻破江北、江南大营，天京外围的威胁已被解除。杨秀清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权力欲恶性膨胀，急于废洪自立。8月22日，杨秀清以代天父传言的方式，召洪秀全到东王府，逼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使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洪秀全随即密诏在江西的韦昌辉、在湖北的石达开和镇江的秦日纲等速回。9月1日，韦昌辉带精兵3000赶回天京，在先已回京的秦日纲配合下，包围东王府。秦带随从杀死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众。4日，韦昌辉诱杀在天京的东王部下各级文武及其家属5000人。东王部属余众奋起反抗，双方展开血战，历时两个月。双方被杀者二三万人，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以来的许多中上层干部死于这场自相惨杀的内乱之中。9月中旬石达开自武昌赶回天京，对韦昌辉的滥杀无辜表示不满。韦昌辉又起杀心，要杀害石达开。达开连夜逃出天京。韦昌辉将其留京家室全部杀死，并派秦日纲率兵追杀达开。达开至安庆，召集部众4万，起兵讨韦，并上书洪秀全，要韦昌辉首级，否则班师回京以清君侧。韦昌辉则围攻天王。洪秀全和朝内大将士认清了韦昌辉的真面目，诛韦昌辉。秦日纲领兵在外，洪秀全派兵押回处斩。长达两个多月的天京变乱(又称杨韦事变)才告平息。11月，天京军民石达开回朝佐政。天王赐他爵号(达开廉让未受)。石达开尽力扭转危局，但遭天王猜嫉。次年，达开被迫率部出走，离开了天京。天京事变这场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太平天国由盛到衰。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考试兴起于隋朝，发展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其主要程序是：初级为院试，在府一级地方上进行，合格者称“生员”，习惯上叫“秀才”。第二级为乡试，在各省城举行，由生员参加。录取后称“举人”。第三级为会试，在京城进行，由举人参加，录取后称贡生，贡生经过殿试(也叫廷试)，录取后即是进士。进士按成绩分为三甲(等)：一甲3人，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又称传胪)，称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称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称赐同进士出身。试题皆出自四书、五经，文体主要是八股文。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加、法、荷、新西兰等国代表依次签了字。至此，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重光葵外相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签字。

1945年9月2日，根据盟国协议，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第一号指令中，以北纬38度线为界作为美苏两国军队分别受理驻朝日军的投降事宜和对日开展军事活动的临时分界线，以北为驻朝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日本投降后，美、苏军队分别进驻三八线南北地区。1948年8月和9月，朝鲜南北地区先后成立大韩民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0月，苏联把三八线以北的行政权移交朝鲜人民，到12月苏军全部撤离。美军则继续驻扎三八线以南，拒不撤军，从而造成朝鲜国土和民族的分裂。三八线两侧的交通、电讯和人员物资的交流被切断。1950年6月，南北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发生军事冲突，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由此爆发。1953年7月，在三八线的基础上调整南北军事分界线，划定临时军事分界线两侧各两公里内为非军事区。习惯上仍称其为三八线。

1947年9月2日，美国与拉美18个国家共同签订了“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即“里约热内卢条约”。这一条约是美国自1947年初就已开始酝酿推动，自“杜鲁门主义”宣布后更进一步加紧筹划而促成的。它是在“查普特庇克议定书”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并且多了“冷战”的背景。这一条约最主要的条款是，规定“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进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美洲国家的进攻”，因而缔约国有义务对直接受害国采取援助措施，并通过适当的机构采劝集体措施”。条约所列举的可能采取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
值得一提的是该条约援引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关于区域性防御权利的条款，而这一条款恰好是美国方面为了使泛美体系合法化而倡议的。原来敦巴顿橡树园的议案中没有这一条款，而且规定“未经安理会授权，不得依区域安排或由区域机构采取执行行动”。“查普特庇克议定书”通过后，显然与此条款相冲突。因此在旧金山会议上，美国支持拉美国家反对这一规定。最后由范登堡提出一妥协方案，既承认安理会最高权威，又允许泛美体系发挥作用，最后即以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形式获得通过：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项办法于任何方面不得影响该会员国按照本宪章随时采取其所认为必要行动之权责，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现在“里约”又反过来引用这一条款，其实都是美国一手操纵的。
“里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第一个在美国领衔下的集体防务条约，为以后“北约”等一系列防务集团开创了先例。它的适用范围也不仅限于拉美国家，本来美国提出的草案含糊其词，因多数拉美国家担心为美国在世界各地区的冲突承担义务，坚持划定了范围，即包括格陵兰、阿留申岛、百慕大等地区在内的大片西半球地区。另外，在“杜鲁门主义”之后，美洲国家发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被列入外来侵略，这也是美国积极推动该条约的目的之一。

哈瓦那宣言，是古巴人民的反帝宣言。1960年9月2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的全国人民大会上通过。主要内容是：谴责美国对拉美的干涉；宣布拉美各国拥有争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基本人权等权利；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62年2月4日，在哈瓦那举行第二次全国人民大会，又通过了《第二个哈瓦那宣言》。主要论述了拉丁美洲的政治形势和谴责美国对拉美人民的奴役、掠夺和武装侵略。

１９３７年９月２日，皮埃尔·德·顾拜旦逝世。这位个子矮小、蓄着八字胡的贵族后裔，将他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奥林匹克事业，是当之无愧的“奥林匹克之父”。
　　顾拜旦１８６３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贵族家庭。顾拜旦青年时代正是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战败了，全国笼罩在灰暗忧郁的气氛中，各界都在探讨振兴国家之途。当时英国的体育教育比较先进，顾拜旦多次到英国考察。他认为：要使法国摆脱色当的阴影，应该走“体育兴国”之路，“让怯懦的、封闭的年轻人进行体育锻炼，学会冒险、懂得超越”。但是，顾拜旦的主张在保守的教育界无法实施，就在他遇到重重阻力的时候，从北欧国家和英国吹来了一股复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之风，在这些国家，一批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模仿古代奥运会的形式，组织了一些将体育和文化结合起来的、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运动会或体育联欢节。１８７５—１８８１年，德国考古工作者成功地挖掘了奥林匹亚遗址，这项考古成就轰动欧美，为复兴奥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顾拜旦决定改变方向，从复兴奥运入手，达到振兴国家的目的。他在法国找到了几位志同道合者。其中有一位叫乔治·德·圣克莱，他是法国田径协会创建人（法国奥委会前身）。１８９２年，在纪念田协成立５周年的大会上，顾拜旦首次发出复兴奥运的号召，但无人响应。初次尝试失败了，顾拜旦开始新一轮不屈不挠的奋斗。他走遍法国，走访了欧美许多国家，每到一处，他总是用炽热的感情，美好的语言谈论复兴奥运，他“像一把火，消融着疑虑，点燃起热情”。
　　１８９４年６月１６日，首次“国际体育教育代表大会”在巴黎索邦大学召开。顾拜旦起草了开幕词，由他的同仁古塞尔伯爵宣读，致词说：“体育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在友好的竞技中使各民族更加接近，这就是奥林匹克竞赛。我们将在何时、何地举办我们时代的奥运会呢？”古塞尔的发言一结束，大厅里就奏响《阿波罗颂》，曲子是两年前在希腊德尔斐阿波罗废墟上发现的，神殿的墙上刻有《阿波罗颂》的音符，法国的两位作曲家根据这些音符复原了曲子。
　　开幕词是个试探气球，值得庆幸的是，它没有遭到反对。６月２３日是大会闭幕日，顾拜旦为之顽强奋斗多年、几经挫折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来自欧美１３个国家的７９名代表一致通过了决议，复兴古代奥运会，每隔４年举办一次奥运会。大会还选出了由１５人组成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希腊人德米特留斯·维凯拉斯任主席，顾拜旦担任秘书长。大会结束时，顾拜旦作了题目为《世界青年人的典礼》的演讲，他充满激情地说：“让我们输出我们的跑步的、击剑的运动员吧，我相信这就是未来世界的自由贸易”，“和平事业将因此增加一个新的、更强有力支柱”。
　　１８９４年６月２３日，这一天作为国际奥委会的诞生日和奥运复兴日载入史册。顾拜旦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一天的感受：“奥林匹亚的理想，已经穿过岁月的迷雾，重新向我们走来，用它那令人欣喜的希望之光，在２０世纪来临之际照亮着我们”。
　　巴黎大会后，顾拜旦为筹备首届现代奥运会而奔走。雅典获得主办权后，因财政困难无法开展筹备工作。顾拜旦赶赴雅典，说服国王乔治一世采取紧急财政措施支持奥运，同时在全国开展捐款活动。希腊终于克服重重困难，于１８９６年４月６日在雅典大理石体育场举办了首届现代奥运会。
　　首届奥运会后，顾拜旦接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初期的奥运会还没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盛会，参赛选手少，成绩平平，新闻界反应冷淡。这促使顾拜旦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深入的思考，他的“奥运思想”在这一阶段渐趋成熟。顾拜旦起草了国际奥委会章程，以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和文学家的优美笔调，阐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哲学基础、教育和美学意义，他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国际奥委会的独立自主性和中立性。他奠定的理论基础，使得奥林匹克运动经受住了百年风雨的考验，发展成为一个持久的青年运动与和平运动。
　　顾拜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五环旗是他设计的，运动员誓言是他起草的；他赋予奥运火炬崭新的时代意义，他主张奥林匹克运动是一个“自由超越的领域”……法国一位神学院院长为本校体育协会写下了“更快、更高、更强”的题辞，顾拜旦极其欣赏这句话，经他传播，这句题辞深入人心，成为奥运格言，而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体育范围。顾拜旦用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体育史上的名篇《体育颂》。后来，顾拜旦将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哲学思考，写进《奥林匹克回忆录》这一巨著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奥林匹克运动陷于停顿，国际奥委会从巴黎迁往洛桑。战后，顾拜旦卖掉巴黎的旧宅，定居洛桑。这时，顾拜旦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他继承的财产有５５万金法郎（当时一个金法郎值３２２毫黄金），这笔钱财，一半无偿地用于奥林匹克事业，另一半在战争中被交易所吞噬。顾拜旦靠着友人的资助才在洛桑定居下来。１９２５年６月４日，在国际奥委会布拉格大会上，６２岁的顾拜旦正式宣布辞职。奥委会授予他终身名誉主席的称号，同时规定，不再把这个称号授给顾拜旦之后的任何人。史学家们认为，顾拜旦引退的意义，是一个“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高尚举动”。一战后，奥林匹克走向成熟，几十年的奋斗有了回报，顾拜旦的声誉如日中天，而他却在事业成功之时退出奥运舞台，从绚丽归于平淡，专心著书立说。
　　在日内瓦美丽的湖光山色之间，顾拜旦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三年，１９３７年９月２日，他在湖边散步时，因心脏病突发跌倒在地，匆匆离开人世，顾拜旦去世后，遗体安葬在洛桑市郊的公墓里，根据他的遗愿，他的心脏于１９３８年移葬到奥林匹亚。在奥林匹亚国际奥委会所属的“奥林匹克学院”里，青青的草坪上，有一块洁白的大理石顾拜旦纪念碑，碑的下半部分是空心的，顾拜旦的那颗永远追求的心，充满博爱的心，而今在那里安详休眠。

1980年9月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批准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在机构和人事方面，试点企业有权决定自己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和任免中层和中层以下的干部；有权根据劳动纪律辞退职工。企业车间、班组的主要领导干部要实行民主选举，有条件的试点企业，厂级领导干部也可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任命。

1986年9月2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谈了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统一和国内情况。
　　关于中苏关系，邓小平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但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内部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中苏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关于中美关系，邓小平说，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
　　关于中国统一问题，邓小平说，凡是炎黄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对台湾人民没有损失。
　　关于国内情况，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中国现在的政策不致于导致两极分化，中国现在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1997年9月2日 ，中美洲国家领导人在马那瓜举行特别首脑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地区一体化问题。会议结束时签署了《尼加拉瓜声明》，决定开始组建“中美洲联盟”。声明认为，中美洲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大家庭，各国人民有共同的历史和语言，这是建立中美洲联盟的基础。声明指出，只有联合才能充分利用地区的财富，对付下一世纪的巨大挑战。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总统在文件上签了字。巴拿马总统、伯利兹总理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副总统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这次特别首脑会议。

1910年9月2日，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诞辰。他的家乡是河北承德。郭小川1937年9月参加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郭小川是当代的杰出诗人。在他数十年生涯里，他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对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诗人的回答，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以至“文化大革命”10年，诗人的一系列优秀诗作，如《致青年公民》组诗、《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等，都较为清晰地留下了时代的足迹。
　　由于诗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人民的忠诚，在诗作中表现了大无畏的坚定性与乐观主义精神，所以不断奏出了昂扬的旋律，鼓舞广大人民感奋起来，推动历史前进。郭小川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精神振奋的前所未有的时代。”因而这个时代的诗歌要“造成一种雄浑而壮丽的气势，一种高昂的调子。”。郭小川的可贵素质是具有永不衰竭的“战斗的热情”，并将这股热情融会于有血有肉的生活形象之中。
　　为了表达内容的需要，郭小川不拘一格，对诗歌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曾被誉为“革新能手”。“新辞赋体”可以说是诗人的一个独特创造。为了表达壮阔的思想感情，他从我国古代辞赋中借鉴联辞结采的特点，结合现代汉语规律，创造了这种新诗体。短句长排、诗行大体整齐、对应的格式，与铺饰、夸张、重叠、排比、对偶等表现手法大量使用，以及结构、词藻、音韵节奏等方面的考究，有效地增强了诗的情感浓度与语言力度，造成一种宏阔与澎湃的气势，使得这种诗体产生了较强的艺术表现力。
　　郭小川1952年9月1日深夜，即他33周岁生日前写给其夫人杜惠的一段话：
　　“……当你自己认为是幸福时，就是幸福的。我深信这一点。我想到，我们的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也许在我们这一代，还要经历人类的最后一次战争，在很多的岁月里，我们将会遇到许多困难以至挫折，但是我们应当永远使自己感到幸福。这就需要一种伟大的意志力，永远随着时代前进。”
　　1976年10月18日，郭小川逝世。但郭小川的著名诗句至今留在人们的心中：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

中央电视台建立之初称北京电视台，１９５８年５月１日开始试播。当时的演播室是由一个50多平方米的排练厅临时改装的。试播当天播出的黑白电视节目有先进生产者的讲话、新闻纪录片、科教影片、诗朗诵和舞蹈等。
　　中央电视台试播４个月后，于９月２日正式播出，每周播出4次，每次２—３小时。这时中央电视台的发射半径只有２５公里，全北京市只有30多台电视接收机。但是，北京地区上空的电视节目讯号表明：中国自力更生在首都创建了全国第一座电视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的起步。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电视台。
　　电视作为一项崭新的事业，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到中央电视台来视察。在我国遇到严重经济困难、全国电视台由原来的２３座缩减为５座的情况下，国家还决定给中央电视台兴建９８００平方米的洗印楼，并调拨部分电视设备。艰苦创业中的中央电视台更加奋发图强，从１９６０年１月起，中央电视台试行固定节目时间表，既有面向一般观众的节目，又有为特定对象设置的节目；既有新闻性节目，又有教育性和文艺性节目，定期或交错播出的专栏达几十个。１９６０年３月，中央电视台还与北京市教育局联合开办了中国第一所电视大学——北京电视大学。１９７３年５月１日，中央电视台试播彩色电视节目，完成了从黑白到彩色的飞跃。到目前为止，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共有省辖市以上电视台３７４座，县级广播电视台１２７３座，有线电视台２３４座，电视发射和转播台３９９９１座，卫星地面站１７７４３２座，微波站２２７９个，微波线路７６７１９公里。正是这些物质基础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的中国电视事业基本格局。现在，全国拥有３亿台电视机，电视观众达１０亿人以上，有线电视用户有８０００多万户，电视人口覆盖率已提升到８９.０１％。随着全国各地“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的迅速进展，从根本上解决偏僻边远地区农村群众看电视难的问题已为期不远。对外电视传播也获得较大进展，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节目信号，已通过卫星传送覆盖全球，并正在各大洲逐步落地。
　　目前，中央电视台办有９套节目，省级台办有２至３套节目，市级台办有１至２套节目，县级台办有１套节目，全国电视播出节目已达１００７套，平均每周播出时间为６１６５６小时。电视节目逐步实现栏目化，大大丰富了节目内容。新闻报道实行滚动播出，增加信息量，增加播出次数，提高新闻时效，提高开放程度；开辟评论节目，加强深度报道。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现在播报》等为代表的一批新闻类深度报道栏目，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各台在节目改革中有计划地推陈出新，创办了一批新的新闻、专题、文艺等各类名牌节目栏目，同时对原有节目栏目进行改版或调整，不断充实、更新节目内容，提高节目质量。电视剧创作获得重大突破，从过去年产几十部（集）发展到现在年产８０００多部（集）。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等相继以电视连续剧形式搬上屏幕。电视屏幕已日益丰富多彩、异彩纷呈。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的增大，中央电视台作为我国的国家电视台，其国际交流工作也日益发展起来。中央电视台和80多个国家的百余个电视机构有业务交往关系，近年来，中央电视台与国外的节目交流数量更是大幅度增长。现在中央电视台已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