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由德国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蔓延到瑞士、英、法、荷兰等国。天主教会为了抵制新教，于1534年组织了耶稣会。西班牙贵族伊格纳蒂·罗问拉是耶稣会的创立者，他曾在萨拉曼加大学和巴黎大学研究了多年神学，他的《精神锻炼》一书阐述了耶稣会组织纲领原则。耶稣会以总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下设咨议会，实际权力集中于总管罗耀拉手中。
1540年9月27日，耶稣会经罗马教皇正式批准。耶稣会教士四出传教，他们居世俗生活中心，按天主教会利益和耶稣会指令来影响社会生活。耶稣会始终与教庭密切联系，在天主教反对新教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耶稣会重视海外的播道活动，客观上为西方科技的传播作了些有益的贡献。

1825年9月27日，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正式通车。
　　铁路，包括国家铁路、地方铁路、专用铁路和铁路专用线。 国家铁路是指由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管理的铁路。地方铁路是指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的铁路。专用铁路是指由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管理，专为本企业或者本单位内部提供运输服务的铁路。铁路专用线是指由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管理的与国家铁路或者其他铁路线路接轨的岔线。

1840年9月27日，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阿尔弗雷德·马汉生于纽约州西点镇。1859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南北战争期间在海军服役，任舰长。1886年任美国海军作战学院院长。1890年，发表专著《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0)。1892年，又发表两卷本的著作《制海权对1793—1812年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马汉在书中概述了制海权理论、鼓吹建立强大海军，宣称没有强大海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权威。马汉的制海权理论适应了帝国主义向海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防建设有很大影响。他曾预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欧强国和德国海军必败。1914年12月1日，马汉在华盛顿逝世。

1858年9月27日（清咸丰五年八月十七日），广东天地去陈开、李文茂等攻克了广西浔州府（今桂平），改浔州为秀州，府城为秀京，国号“大成”，年号洪德。陈开称平浔王，封李文茂为平靖王，梁培友为平东王，梁大昌为定北王。
1858年李文茂攻桂林没有得手，退往黔桂边境，死于怀远山中。
1861年8月，清军攻陷浔州，陈开被执行死刑，余部继续斗争，1864年失败。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中华革命党入党誓约，以“发起重新党帜”。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这天，王统、黄元秀、朱卓文、陆惠生、马素首立誓约，成为中华革命党第一批党员。誓约全文如下：立誓人某某，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借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孙中山指出，“附从孙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本意想借此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纯洁党的组织。他说：“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中华革命党的这种帮会色彩，使许多人难以接受。一些老同盟会员指出，以党魁统一事权，近于专制。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了10年军事经济合作条约，建立柏林、罗马、东京铀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日本为此中断了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并向德国提出抗议。但出于共同的利益，1940年德日在东京恢复了谈判，并且意大利也加盟其中。
　　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德国与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事业中的领导权，德国与意大利则承认日本在建立东亚“新秩序”事业中的领导权。三国保证，当缔约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时，彼此以政治、经济、军事之一切手段互相支援。这一侵略性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正式结盟。苏德矛盾重新突现出来，英美同德意日的矛盾也日趋激化。
　　这一条约的签订，也加速了苏联和英美联合反对轴心国的进程。
条约签订的同时，日本侵入了法属的印度支那。法国驻越南部队虽然伤亡惨重，却仍顽强抵抗。观察者说，日本人的尸体高高地堆在公路沿线上，因为时间所迫，日军只好割下死者的手以留后来辨认。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突破长江天险，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城市，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６月１５日在北平隆重开幕。为了尽快完成各项有关工作，周恩来同志次日主持的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６个专门小组，同时开展工作。其中第六小组的任务，是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组长为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不久增加沈雁冰主持日常工作），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共１６人。由彭光涵担任小组秘书兼任会议记录。国旗、国徽、国歌的征集启事（草案）经周恩来同志审批，７月１０日送新政协常委会批准后，７月１５日至２６日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连续刊登了8天，国内各地的报纸、香港以及海外华侨的报纸都纷纷转载。
　　征集启事刊出后，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投稿者来自工、农、商、学、兵各阶层以及学者、艺术家、高级干部（郭沫若的应征歌词稿《新华颂》，后来发表在同年１０月１日的《人民日报》上）；地域包括解放区（以北平、上海与东北地区为多），尚待解放的地区，以及海外。到８月２０日为止，共收到国歌歌词６３２件，国歌词谱６９４首。为此，第六小组专门在北京饭店的４１３房间设置了选阅室，分类陈列各地寄来的应征稿件。小组成员和专家差不多天天来进行审阅和评选。筹备会议期间，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讨论中，大家认为应征稿虽然很多，可是都感到不理想，而短时间内要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很困难的。于是大部分人倾向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原为上海电通影片公司１９３５年拍摄的电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后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广泛流传）为国歌。最早建议用此曲作为国歌的是周恩来同志。７月初审批“征集条例启事”时，他就说：我个人的意见最好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不过你们大家可以讨论，再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应征稿中果然也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建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后，筹备会议第六小组同日向会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中称：……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此次征集之国歌稿件，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９月２２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由各界人士共５５人组成的第一届政协的国旗、国徽、国歌、首都、纪年审查委员会（召集人仍为马叙伦），继续办理有关事宜。
　　新政协的全体６００余位代表，９月２３日分成１１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各个小组讨论得都非常认真、热烈，特别是关于国旗图案的选择。对于国歌主要还是前面的那些意见。
　　新中国成立在即，可是国旗、国歌等关系到开国典礼的一些重要事宜还久议不决，于是由毛泽东、周恩来出面，９月２５日傍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宴请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界人士。晚上８时就在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的座谈会（毛泽东、周恩来审定工作人员拟定的出席者名单时，特意删去了几位共产党员，增加了一些党外与文化界人士）。当晚出席会议的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柯仲平、梁思成、徐悲鸿、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由彭光涵担任会议记录。
　　关于国歌的讨论方面，马叙伦首先介绍以前议论的情况。他说：新政府就要成立，国歌目前一下还制不出来，是否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李立三说：这歌的曲子很好，但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张奚若、梁思成都说：这是历史的产物，为保持完整性，词曲都不要修改。徐悲鸿说：该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郭沫若说：我赞成暂用它当国歌，因为它不但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民也会唱。但是歌词修改一下好些。黄炎培说：我觉得词不改好些。田汉说：该曲是好的。我写的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
　　周恩来说：要嘛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毛泽东说：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９月２７日第一届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体会议。在讨论《国旗、国歌、国都、纪年决议草案》时，沈雁冰代表审查委员会介绍了有关讨论情况。大会最后逐项表决通过了６项决议，其中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经过了以上这些程序，历时数月的论争，田汉与聂耳的不朽历史名作《义勇军进行曲》，终于众望所归，被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１９４９年４月，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占领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巢穴——南京，挂在伪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落在了地下。同时，一个象征新中国主权和尊严的标志——国旗，已在党和革命人民的心底开始描绘。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在解放不久的北平正式成立，该会所担负的筹备工作中，就包括制定新中国的国旗这项重要任务，并指定由筹备会的第六小组负责。这个小组的成员有１６人，他们是：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
　　７月４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评选工作除由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外，还聘请了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专家参加。
　　７月１４日至８月１５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征求国旗图案的消息迅速地向全国、向海外传开。许多人在工余时间，摊开稿纸，开始了设计工作。他们精心设计、绘制出一幅又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标上详细的说明，寄到了北京。他们把设计绘制国旗图案作为一件光荣、崇高的事情，以倾注自己对新中国无限热爱的心意。
　　有一位当年曾冲杀在战场上的战士，在一篇文章里详尽记叙了人民解放军战士怎样在阵地、在战壕里讨论应征国旗图案的情景：“我们利用战斗空隙，就在阵地上、战壕里，在枪炮声中讨论了这三幅图样（应征国旗图样），讨论会开得非常热烈，大家不光对国旗图样各抒己见，还谈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感想。”“有的战士无比兴奋地说：‘征求国旗图样的意见，说明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戴上立功奖章，在国旗下庄严地照一张像。’不少老战士还用丰富的想像力，描绘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好前景，憧憬着未来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
　　在国外，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热切注视着祖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蒋家王朝的覆灭，新中国的诞生，令他们欣喜若狂。当他们知道祖国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设计图案时，抱着深切的爱国之情，倾注了中华民族子孙的赤子之心，精心地设计出一幅幅国旗图案，从美洲、印尼、马来亚、朝鲜……飞向祖国北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政协筹备会国旗审查小组，就收到了应征国旗图案２９９２幅，其中从遥远的美洲寄来的国旗图案有２３幅。
　　这一切，充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祖国新政权的意愿。
　　现在的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一位默默无闻、长期从事计划、财务工作的同志。他叫曾联松。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少年时代曾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
　　曾联松反复阅读《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后，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么！于是，他决定以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设想：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像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灿灿，色简而庄严，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三千多年灿烂文化，还联想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划，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如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即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像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
　　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出这样几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一一罗列出来，未免流于纤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虽有限，但联想是广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但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
　　长与宽——这是指比例关系。《条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型，长宽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
　　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比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有一定间距，显得虚实结合，山安泉注。
　　椭圆形结体仅占旗面１/４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
　　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调，构图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此外，红色也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便有金光闪闪的联想感受。——这就是曾联松当年设计构思的基本情况。
　　１９４９年８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备会。８月中旬，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的４１３号会客室，设立了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的设计稿集中陈列，请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选阅。参加选阅的同志，提出评选国旗应注意三点：一是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二是要有政权特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三是要以庄严简洁为主。经过初选，应征稿件的设计构思符合上述三点要求的，大约有四类：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以二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面，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镰锤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旗面为红色或２/３为红色，１/３为白、蓝、黄各色，加红色或黄色五角星。在评选中，著名戏剧家田汉拿起五星红旗图案草稿说：“依我看，这个设计是不错的。”多数人也觉得这个设计美丽大方，而且寓意也好。评选委员会从来稿中精选出３８种国旗草图，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供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
　　９月２５日晚，毛泽东同志召开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拿着五星红旗的图案说：这个图案表现我国革命人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代表听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９月２６日，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国徽审查组，通过了第323号设计图案（即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第３２号草图）为当选图案。在这之前的五星红旗图案，大星中还有镰刀、斧头。决议通过之前，国旗、国徽审查组对这一设计图案作了局部修改，并对国旗图案的意义作了统一说明。９月２７日，周恩来同志代表会议主席团，提出国旗等四个决议草案，请出席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进行表决。决议草案中，有关国旗的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上述决议。
　　关于国旗图案意义的说明，新华社以答读者问的形式于１１月１５日公开发表。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旗面为什么是红色的？旗上的五颗五角星代表什么？为什么星是黄色的？四颗小五星为什么有一角尖正对着五角星的中心点？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董希文的代表作《开国大典》。原作高233cm，长400cm。毛泽东称赞这幅油画“有着独特的民族形式”。原作珍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1971年，世界旅游组织的前身——国际官方旅游组织联盟根据非洲国家官方旅游组织的意见，提出创立世界旅游日的设想。
　　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1979年9月，世界旅游组织第3次代表大会正式决定9月27日为“世界旅游日”。选择这一天是为了纪念国际官方旅游组织联盟1970年9月27日在墨西哥城的特别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将要成立的世界旅游组织的章程，此外，这一天又恰好是北半球旅游旺季刚过，而南半球旅游季节又刚刚到来之际，即这正是世界各国人民度假的好时节。
　　世界旅游组织为每年的世界旅游日提出一个宣传口号，以便突出旅游宣传的重点。1980年世界旅游目的主题为：“旅游为保存文化遗产，为和平及互相了解作贡献”。
　　1983年10月，中国被世界旅游组织接纳为正式成员。此后，每年的9月27日前后，中国也都开展世界旅游日的纪念活动。

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７日，我国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全部结束（９月１４日开始）。 这次试验的运载火箭，是由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从水下发射的，火箭准确溅落在预定海域，整个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中国核潜艇诞生记》，记述了这次发射和核潜艇研制情况。其中写到：
　　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标志着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又跃到一个新水平，我国政府早就宣告：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也无意去参加世界的军备竞赛。我们研制导弹核潜艇，为的是保卫和平。
　　５０年代末，聂荣臻元帅就以战略家的勇气和预见力向党中央打报告，我国要研制核潜艇。当邓小平总书记把这个报告转给党中央主席和常委们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们手里仅有两张外国核潜艇形状的照片。然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立即批准了这个报告。当时，正值中国同有关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谈，我方提出，请对方提供有关技术资料。对方一口拒绝了，认为我国的工业基础、技术力量以及科学水平都不具备起码的条件，根本搞不成。毛泽东主席不信邪，下了个决心：“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的建造，把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汇聚到一起了。在这支科技队伍里，有物理学家、造船专家、核反应堆专家、火箭专家；有以庚子赔款送出去留学归来的清末学生；有国民党时期郁郁难展才智的学者；有刚脱下戎装，从速成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有共和国最初几届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真是精英荟萃呵！
　　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最简陋的条件和最尖端的科技融为一体，联结这两点的正是科技人员所特有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在漫长的岁月里，环境的艰苦，创业的艰辛，风云的变幻，都不能动摇他们为研制核潜艇而献身的初衷。
　　中国核潜艇，不仅凝聚着千百个科学家、千百个造船工人、千百个水兵为它所付出的心血，也凝聚着全国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和２０００多个工厂、研究所付出的代价。
　　一位专家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感人的事：有２０多个来自祖国各地的科研人员汇集在一起，承担起核潜艇导弹发射装置的研制任务。他们历尽千辛万苦、风风雨雨，终于搞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导弹发射装置。在核潜艇研制中究竟有多少像特殊燃料研制者这样的有名和无名的人们，谁也无法统计。我们只知道，全国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和数千家科研单位、工厂参加了研制工作；还知道，几乎每个研制单位都要遇到质量要求高，生产数量少，盈利甚微，甚至无利可图以至亏本的问题，但没有谁因此拒绝。在动乱年代，许多工厂停工停厂，但一张核潜艇工程任务书却能把工人唤回车间……
　　核潜艇激发了我们民族的聚合力，民族聚合力诞生了核潜艇！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准确溅落的喜讯迅速传回指挥所大厅。大厅内一位双鬓飞霜的科技工作者，被这喜讯激动得不能自已。人们走上前来将他团团围住，热烈向他祝贺……
　　他叫黄旭华，是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黄总今年６２岁，他的后半生与我国核潜艇研制紧密联在一起，为它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６０年代初，他被任命担任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以来，研制中巨大的工作量压在他肩上。协作攻关会议他要主持；设计方案的论证他要最后拍板；尖端课题遇到困难他要去“解围”……在研制工作的紧要关头，他曾连续在外奔波，整年不登家门，被同事们称为“飞翔着的人”。
　　作为总设计师，黄旭华在解决研制疑难问题上有着非凡的胆识和智慧，在人们被疑难困扰时，他总能把大家从“山重水复”引入“柳暗花明”。
　　核潜艇这样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极缜密的调度，那时，工程上得急，不少项目是边设计边施工，总体最后设计，一计算，艇的重量逐渐膨胀，对艇的均衡产生不利影响。人们绞尽脑汁。黄旭华在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基础上，作出决策，使核潜艇顺利地下水潜航了。
　　有人称总设计师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但他却矢口否认：“在核潜艇的研制中，我只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做了应该做的事。”说着，他用手指指身旁的彭仕禄、赵仁恺、黄纬禄、陈德仁等科学家和研究设计人员说：“要说中国的核潜艇之父，他们都称得上。”
　　是的，那些为中国核潜艇诞生而呕心沥血的科技工作者，才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中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科技工作者，才能在尖端技术领域跨入世界先进之列。我们为有这样一大批科技工作者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７日，历时１０天的第１０届世界森林大会在通过了一项保护人类财富森林资源的《巴黎声明》后闭幕。
　　《巴黎声明》呼吁世界各国决策者、国际组织及公众舆论重视发展与环境问题，植树造林，建设起地球的绿色保护层，限制有毒污染物质对森林的危害，采取发展林业的长期经济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林业建设提供援助，并在森林的保护、科研、管理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
　　会议期间，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对世界各地森林遭受的种种破坏表示担忧。他们指出，贫穷、负债、不发达和人口迅速增长是造成发展中国家乱砍乱伐森林的主要原因；而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所造成的酸雨、温室效应等各种环境污染则使世界森林大批消失。会上专家们就森林保护、森林与生态资源利用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提出了若干意见与措施。

1996年9月27日，英国和中国正式签署关于在香港回归中国时联合举行交接仪式的协议。
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说，根据这项协议，1997年6月30日午夜将在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举行“庄严隆重”的交接仪式，届时将有4000人参加，其中包括来自英国、中国、香港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贵宾和外交官。在交接仪式上，将降下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升起中国国旗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旗子。香港警察将负责交接仪式的安全工作。港英当局对这项协议表示欢迎。港府一位发言人说：“交接仪式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举世瞩目。交接仪式将是一个向世界展示香港和‘一国两制’这个概念的大好时机。”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７日，德国社民党在德国大选中赢得联邦议院６６９个议席中的２９８席，成为该议院的第一大党。德国社民党领导人施罗德在他的党获胜后说，未来德国政府的任务是“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促进内部安全和保持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他说他将把解决失业问题作为其“最主要的目标”，并许诺加强对德国东部地区发展的支持，“尽一切努力”改善东部居民的生活条件，加强德国东西部人民之间的团结，克服分化现象，“全面完成德国的国家统一”。
　　根据德国法律，此次大选后有资格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共有６个，即社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联盟９０/绿党、自民党和民社党。
　　施罗德将出任下届德国总理。
　　格哈德·施罗德１９４４年４月７日出生于德国北威州德特莫尔德市莫森贝格镇一个工人家庭。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在二次大战中阵亡，母亲为抚养他兄妹５人曾当过清洁工。艰苦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施罗德自立自强的性格。施罗德上的是普通中学，毕业后只能接受职业培训，没有上大学的资格。随后，他一边在瓷器店当学徒，一边坚持上夜校，于１９６６年通过高级中学考试，进入格廷根大学上夜大，攻读法律，后获得律师资格。
　　１９６３年，当施罗德刚满１９岁时就加入了社会民主党。１９７８年当选为青年社民党主席，１９８０年首次当选为联邦议院议员，１９９０年当选为下萨克森州政府总理。在１９９４年州议会选举中，他摆脱了对执政伙伴绿党的依赖，单独执政；在１９９８年３月的州选举中，施罗德的执政地位随着社民党选票的增加得到进一步巩固。在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７日召开的社民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施罗德正式被推举为该党联邦总理候选人。
　　施罗德曾四次结婚，现在的夫人多丽斯·科普夫是名记者，与施罗德结婚不满一年。施罗德虽政务繁忙，但业余爱好广泛，他热衷于现代绘画、版画艺术，尤其喜欢打网球。
　　曾到过中国访问。

军衔制作为一项国际性的军事制度，为世界各国军队所广泛采用，我国正式实行军衔制是在1955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军衔设4等14级，即元帅2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4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1955年9月27日，由国家主席毛泽东主持的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一天，国务院隆重举行授予将官军衔的典礼仪式，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授予粟裕等10人大将军衔。
　　军衔制度是人类军事历史的必然产物，它产生于15世纪的欧洲。战争规模的扩大，指挥机构中总参谋部的出现，军、师、旅、团、营等建制的形成，使得与其规模相对应的元帅、将、校、尉等军衔等级应运而生。军衔制打破了按出身门第封官晋爵的世袭旧军制，而以战功评价报酬和地位，因此广泛吸引了自由农民、平民等各阶层的人士。在与封建骑士军队的战争中，军衔制军队以强大的生命力将对手淘汰出了战争舞台。本世纪初中国引进了军衔制。病入膏肓的清政府曾妄图以洋人的军事制度挽救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此后，中国各式旧军队都曾采用军衔制，但是，究其根本，只是封建等级制的翻版而已，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旧军队的封建属性。
　　1955年9月，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的人民子弟兵实行军衔制，对我国的军队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到1965年，10年间全军共授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60名，将官以上军衔共计1614名。十年动乱开始以后，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军衔制度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而被取消。1988年10月，佩戴军衔标志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又出现在中国街头，废止了23年的军衔制度在中国军队得以恢复。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简历
　　朱德，四川仪陇人，生于1886年，1922年在德国留学期间加入中共。他是八一南昌起义领导者之一，在井冈山任红四军军长。先后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1928年加入中共，同年7月发动平江起义，此后曾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他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林彪，湖北黄冈人，1925年加入中共，1930年接任红四军军长，次年又任红一军团军团长，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时指挥了平型关战役，任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指挥了辽沈、平津战役。
　　刘伯承，四川关县人，1926年加入中共后历任红军参谋长、一二九师师长、中原野战军(二野)司令员。
　　贺龙，湖南桑植人，生于1896年，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共。他历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一二Ｏ师师长、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陈毅，生于1901年， 四川乐至人。1923年加入中共，南昌起义后与朱、毛组建红四军。后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军长、华东野战军(三野)司令员兼政委。
　　罗荣桓，湖南衡山人，生于1902年。 1927年加入中共。历任红四军政委、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四野政委 。
　　徐向前，1901年生于山西五台。1927年加入中共后历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一二九师副师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等。
　　聂荣臻，1899年生，四川江津人。1923年加入中共，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红一军团政委、一一五师师长兼政委、华北军区司令员。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1897年生，1927年加入中共，曾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解放军总部参谋长等职。

1997年9月27日，为期两天的首届亚欧经济部长会议在日本千叶县幕张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亚洲和欧洲２５个国家主管经济和贸易的部长以及欧盟委员会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28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在首届亚欧经济部长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中国在亚欧贸易和投资合作问题上的立场和原则。
吴仪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形成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蓬勃发展，贸易和投资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日趋突出。她认为，亚洲和欧洲间贸易与投资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合作渠道，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
吴仪指出，“亚欧间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只有建立在相互尊重、承认差别、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取得实际的成果。过分强调步调一致和统一行动是不现实的”。
吴仪强调，今后亚欧两地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开展合作应遵循以下原则：首先，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在推进贸易与合作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不同发展水平成员国的利益，并在采取实际行动时体现利益均衡的原则。其次，非歧视原则。亚欧成员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采取的任何优惠措施，应该无条件地对其他成员国以及非亚欧会议成员国平等实施。现存的歧视性贸易作法与投资壁垒应尽快予以取消。第三，循序渐进，注重实效。建议先从分歧较少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工作入手开展合作，逐步消除阻碍两地区贸易与投资正常发展的种种壁垒及障碍，最终达到促进贸易发展和资本流动的目的。
吴仪说，虽然目前亚欧间贸易往来与投资流动已具有相当规模，未来进一步发展也存在巨大潜力，但由于一些成员国内部仍然存在歧视性贸易壁垒，成员间正常的贸易秩序受到人为破坏。这些贸易壁垒如继续存在下去，必将严重影响亚欧贸易与投资合作的深入发展。她建议就成员内部存在的阻碍贸易和投资发展的壁垒进行定期磋商、交流意见、加深理解，以期尽早消除障碍。

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７日，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
　　毛泽民生于１８９６年４月３日，字咏莲，后改为润莲。毛泽民幼年只读了4年私塾，自小就学习务农，是一个勤劳憨厚的农民。因受父亲的影响，他还能写会算。父母在１９１９和１９２０年相继去世，当时大哥毛泽东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弟弟毛泽覃在长沙上学，所有的家务和对兄弟的资助的重担，便全部落在毛泽民一人身上。他把父母遗留下来的20来亩田地种得很好，家务管理有条有理，过着温饱的日子。但是连年军阀混战，尤其是地主豪绅和族权的横行盘剥，使他对旧社会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对不合理的事情爱打抱不平，对贫困的农民充满发自内心的同情，但面对旧社会种种腐败现象的原因则迷惑不解。１９２１年春节，毛泽东因事回家乡，又讲起国难当头的情况，说民生多艰的根本原因是旧社会的制度不好，只有大家一起来改变旧社会，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国家和民族才有出路。劝泽民舍家为国，舍已为民。大哥的一席话，使毛泽民懂得了要革命，要推翻旧制度，才能救千千万万穷苦农民的道理。但又不解地问道：离家后不劳动，怎能有饭吃？大哥又给讲了从事革命工作的情况。毛泽民还想到家里的财产问题。大哥说：这些都好办，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都不要了。泽民完全按大哥的意见，迅速妥善处理了家务。几天后，带着全家，挑着简单的行李，到了长沙。
　　在长沙，毛泽民先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任校务，同时在长沙工人补习学校学习。１９２２年，毛泽民在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搞庶务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马列主义。他的思想进步很快，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毛泽民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直到最后牺牲。
　　１９２５年底，毛泽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赶到上海，接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在全国奔波建立发行网。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都有了书店，就连香港和法国的巴黎也有了代售处。
　　１９３１年深秋，毛泽民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管理后勤事务。１１月大会正式开幕。会间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由毛泽民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并任行长。毛泽民担任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不仅仅是因为毛泽民工作能力强，善于创业，忠厚老实，还因他搞财政工作经验丰富。毛泽民开始筹建国家银行工作时，面临着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的艰巨任务。他从调人员，建机构开始，两手空空起家，到国家银行正式营业，仅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开始，银行的全部人马，只有一个会计，一个记账的，一个出纳，还有个管总务的，连他自己在内也不过几个人。来银行工作的人文化都不太高，业务也不熟悉，泽民就手把手地教这些同志记账、点钱。解放后一直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曹菊如，就是在他的培养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毛泽民在苏区不仅是银行的领导，还兼第一任钨矿总经理，扩大了3个矿场，把钨出口香港。１９３３年钨产量达1800百吨，１９３４年产值达200多万元。他还兼任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之一，为筹粮、筹款，常常亲赴前线，随部队活动。１９３４年初，第五次反“围剿”一再失利，敌人对我加强经济封锁，财经状况很是困难，再加上坏人的造谣捣乱，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 毛泽民很着急，为此他一次次地跑到前线筹集物资，还通知前线部队，把缴获没收的物资统统运回苏区合作社。然后指示金库拿出光洋、银元，公开兑换苏区纸币。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军被迫长征，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15大队。毛泽民任大队长和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林伯渠任主任），负责整个红军的筹粮、筹款和全部供给工作。到陕北后，毛泽民任国民经济部部长。1937年底，毛泽民积劳成疾，胃病更加严重，身体极为虚弱。中央安排毛泽民到苏联养病和学习，取道新疆去苏联，但到了乌鲁木齐，因中苏边界发生鼠疫，暂断交通线，未能成行。当时，盛世才正要求中共派干部建设新疆。于是，中央批准毛泽民等人留新工作。毛泽民先担任财政厅长，后任民政厅长，为新疆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