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13日，弘一大师圆寂。
中秋过后，弘一大师自感病势已重，手书二偈与诸友告别，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四日)，弘一大师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弥留之际，书“悲欣交集”四字，是为绝笔。
自1918年7月出家后，李叔同即以法号“弘一”行世。他发愿弘扬律学。在佛教诸多宗派中，律宗是最重修持的。弘一身体力行，持戒甚严，每日只吃早午二餐，且过午不食；衣无过三件，寒冬亦如是。他遗下的一件百衲衣，有224个布丁，皆亲手自补，马一浮曾挽诗云：“苦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他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并创办“南山律学院”。僧腊二十五年始，他行踪如浮云，遍及浙江、福建诸地和上海、青岛，三次大病，生死置之度外，一息尚存，颠沛风雨如故。为之追慕，夏丐尊、丰子恺等执弟子礼，终身护法。
弘一法师是重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他对日军侵华极为愤慨，说道：“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曾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字幅，还加跋语云：“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李叔同(1880—1942)中国现代画家、书法家、音乐家、戏剧家。名文涛，别号广候、漱同。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法师。
1880年10月23日生于天津，1942年10月13日卒于福建省泉州市。原籍浙江平湖，从祖辈起移居天津。父李筱楼(字小楼)，道光甲辰(1884)进士，官吏部尚书，曾经是盐商，后从事银行业。母亲姓王，为李筱楼侧室，能诗文。李叔同5岁丧父，在母亲的抚养下成长。1901年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1910年李叔同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1912年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并同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年10月《太平洋报》停刊，应聘任浙江两级师范美术主任教习。在教学中他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儿，并在学生中组织洋画研究会，乐石社、宁社，倡导美育。
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云游温州、新城贝山、普陀、厦门、泉州、漳州等地讲律，并从事佛学南山律的撰著。抗日战争的爆发后，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表现了浓厚的爱国情怀。
李叔同多才多艺，诗文、词曲、话剧、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能。绘画上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书法。由于战乱，作品大多散失。从留存的《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画》等可窥见一斑。《自画像》估计是出国前所绘，画风细腻缜密，表情描写细致入微，类似清末融合中西的官廷肖像画，有较高写实能力。《素描头像》是木炭画，手法简练而泼辣。《裸女》受其师黑田清辉影响，造型准确，色彩鲜明丰富，有些接近于印象主义，近看似不经意，远远看晶莹明澈。书法是李叔同毕生的爱好，青年时致力于临碑。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李叔同的篆刻艺术，上追秦汉、近学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有《李庐印谱》、《晚清空印聚》存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领导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主要有北伐战争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等。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棗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1950年，团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
　　建国初期的少先队，响应党的号召，在共青团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盗窃、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中，少先队员开展了“三要三不要”（要爱护公物，要爱惜时间，要艰苦朴素；不要损人利己，不要浪费，不要贪小便宜和拿别人东西）的活动。
　　1953年开始，少先队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好好学习”的教导，开展了生动活泼的学习活动。1953年11月，团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鼓舞下，少先队员们努力学习，渴望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江苏省宜兴县、辽宁省复县松树区和北京市的少先队员提出开展“小五年计划”活动的倡议，在团中央的支持下，“小五年计划”活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少先队员收集废钢铁、拣粮、种植油料作物、饲养小动物，节省零用钱捐献拖拉机。
　　1955年，举行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团中央提出了“积极大量地发展”的方针，“让更多的孩子戴上红领巾”；“活跃少年先锋队生活，把少年儿童带领得更加勇敢活泼。”
　　1957年5月，上海少先队首创了以“热爱红领巾，做个好队员”为口号的“红领巾月”活动。在“红领巾月”中，少先队员收集废钢烂铁，向祖国捐献了上海市第一台“红领巾号”拖拉机。
　　1960年，团中央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持少年儿童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的报告。
　　1962年，团中央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作了题为《为更好地培养共产主义新一代而奋斗》的报告。
　　1963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国少先队普遍开展了“向雷锋叔叔学习”的活动，他们读雷锋故事，和雷锋比童年，参观雷锋事迹展览，和雷锋班战士通信，做针线包、节约箱、建光荣簿等，在校内外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五、六十年代，各地的少先队活动非常活跃。如：参观工厂、农村、新的建筑工程；与老前辈、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科学家、作家见面；祭扫烈士墓，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开展行军、野餐、军事游戏活动；举行故事会、诗歌朗诵会；开展“可爱的祖国假期旅行”、“到月球去探险”、“我长大了干什么”活动；组织“45分钟的价值”队会、“大队游戏节”，开展“什么是真正的勇敢行为”讨论；兴办“小工厂”、“小农场”、“小银行”，组织科学兴趣小组，建立少年图书馆、气象站；组织“红领巾合唱团”等等。这些活动为少先队组织的发展和育人作用的发挥打下了长期深厚的基础，影响久远。
　　“文化大革命”期间，少先队受到摧残。少先队组织的名字、标志被取消，代之以“批判走资派”为目标的“红小兵”组织。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1978年10月，团十大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我国少年儿童组织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定。中国少年先锋队重建。团十大一中全会通过了新修改的少先队章程，确定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队歌。干部队伍建设和理论建设并举，是团中央恢复与发展少先队工作的两大措施。1979年10月，团中央举办第一届全国辅导员夏令营，同时成立了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
　　1979年，团中央召开第六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新时期少先队工作的总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贯彻“五爱”教育，把全体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把少先队工作活跃起来，为把少年儿童培养成献身人民、热爱科学、具有民主精神和健壮体魄的新一代，为造就一支朝气蓬勃的四化建设预备队而奋斗。会议提出了少先队教育的系统化、制度化、阵地化的基本目标。
　　1983年，邓小平同志发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少先队确立了“面向新世纪，造就新主人”的目标。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少先队取得了许多突破和创造。以少先队代表大会制的建立和少先队工作委员会的建立为主要标志，少先队实现了在共青团领导下的相对独立，并形成了团教两家齐抓共管少先队工作的新格局。少先队创造教育与创造性活动广泛开展。少先队理论建设与理论队伍取得新发展。1983年，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全国少年科研规划会议。1984年，全国少工委发起了“全国万名创造杯少先队活动竞赛”，开展了大规模的创造性活动。同期，少年工作者队伍培养、培训、配备和理论建设日益加强。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各级少先队组织普遍开展了“人人争戴新风尚小红花”、学赖宁、学习“十佳少先队员”、“劳动实践”等教育活动，广大少先队员踊跃参加“我们爱科学”、“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等活动，他们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向大自然，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培养能力，全面发展。
　　九十年代以来，少先队活动中关于培养少年儿童素质的内容逐渐增强，特别是1994年以来，为配合基础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战略转变，培养少年儿童健康向上的人格意识和初步的生存、发展技能，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发起了“中国少年雏鹰行动”（简称“雏鹰行动”）。

1962年10月13日，在美国占领的巴拿马运河区为新建的巴拿马运河大桥举行落成仪式的时候，一批年青的巴拿马人冲破了警察封锁线，把一面巴拿马国旗插到桥中心。巴拿马示威者要求把这座桥命名为“美洲之桥”，同时要求收复巴拿马对运河区的主权。
高呼反美口号和打着标语牌的巴拿马示威群众涌进了会场，迫使大桥的落成仪式不得不草草收场。当时在场的有巴拿马总统罗伯托·恰里、美国副国务卿鲍尔、美国大使法兰德等人。当鲍尔在落成仪式中谈到应当在巴拿马运河区同时升起美国国旗和巴拿马国旗时，群众高呼反美口号。

1884年，国际天文学家代表会议决定，以经过格林尼治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作为计算地理经度的起点，也是世界标准“时区”的起点。10月13日，格林尼治时间正式被采用为国际标准时间。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制定，与英国一件争执案有关：1858年11月24日，英国多塞特郡的时钟指在上午10时6分，该郡一位法官判决一名提请土地诉讼的人败诉，因为在上午10点开庭时他没有准时到庭。两分钟后，那人到庭，他向法官指出，按照他家乡肯柏兰郡喀来耳镇火车站的时钟，他是准时到达的。该案因此必须重审。火车站与法庭的时间出现差异，促使英国政府去统一时间。
　　另外，英国是一个航海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对航海者来说，能否准确计时，是生死攸关的事。因为没有准确的计时工具，就无法知道船只在海洋中航行的位置及时间。船只在海上时，是从纬度和经度来推算出它所在的位置的。长期以来，航海者只是凭航海经验臆测经度，确定航向，如果错了，船只就会走错航向，甚至会搁浅或触礁，这样的事故在航海史上屡见不鲜。1707年，一支由克劳斯利爵士率领的英国舰队，因测错了经度而失事，使4艘舰只被毁，两千多人葬身鱼腹。为解决测定航海经度问题，早在1675年英王查理二世下令在伦敦东南泰晤士河畔的格林尼治村兴建天文台。天文学家经过百余年的努力，终于研究出了一套科学的计时法，并把划经这个天文台的子午线，作为地理经度测量和计时系统的起点。全世界的航海者只要以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子午线为起点，便可以在航行中准确地测出自己船只的正确位置和当时的时间。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科学研究，为繁荣海上航运事业、避免航海事故作出了贡献。
　　当格林尼治天文台确定自己的子午线时，世界上有些国家根据本国的地理条件，也确定了自己的子午线，这样就容易造成混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84年10月13日，2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就使用统一的国际标准时间和统一的子午线问题作出决议：“会议向与会国政府建议，将通过格林尼治天文台子午仪中心的子午线规定为经度的本初子午线。”于是，通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被世界公认为本初子午线，作为计算地理经度的起点和世界“时区”的起点，格林尼治国际标准时间从此诞生。
　　格林尼治时间是以地球自转为基础的时标，后来人们发现地球的自转有逐渐变慢的趋势，并有季节性的变化和突然的不规则变化。因此，在1979年末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上通过决议，确定用“世界协调时”取代格林尼治时间，作为无线电通讯领域内国际标准时间。这一发展，反映了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1970年10月13日中国与加拿大建立了外交关系。
　　建交以来，中、加两国友好关系稳步发展，双方领导人曾经多次互访。1973年，中加两国就互设领事馆、商标注册互惠、家庭团聚、民航、互派留学生、简化签证手续分别签订协议或达成谅解。1974年11月，中同在温哥华设立总领事馆。自1973年签订第一个贸易协定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较快。从1980年起，加拿大对中国实行普惠税待遇。1979年，双方签定了经济合作议定书。中加在文教、卫生、新闻等领域的交流不断增多，每年都育文艺、体育团体互访。

布隆迪，全称布隆迪共和国。旧称乌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赤道南侧的内陆国。面积27834平方公里。人口562万(1991)。由胡图、图西和特瓦三个部族组成。官方语言为基隆迪语和法语。居民中65%信奉天主教，10%信奉基督教新教，余为信奉伊斯兰教、原始宗教等。首都布琼布拉。矿藏主要有镍、泥炭、铈、钽、锡等。森林覆盖率为国土的3%。经济以农牧业为主，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牧业。主要农作物有玉米、高粱、稻米、木薯、咖啡、茶叶和棉花等。工业多为农产品加工、纺织、卷烟和发电等。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199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0美元。出口咖啡、茶叶和棉花，进口工业原料、机器设备和消费品。17世纪前，以放牧为生的图西人到此建立了封建王国。1890年沦为“德属东非”的一部分。1922年成为比利时委任统治地。1946年改为比利时托管地。1962年7月1日宣告独立 (现为国庆日)，实行君主立宪制，称布隆迪王国。1966年国王被废黜，成立布隆迪共和国。1976年11月和1987年9月分别建立第二和第三共和国。1992年通过新宪法，实行多党制。1963年12月21日同中国建交，1965年1月29日布宣布暂时中止两国外交关系，1971年10月13日两国复交。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１日，我国广州海运局所属大庆２３６轮，自秦皇岛港载原油１５０００余吨驶往黄埔港，在航行途中发现船名为“克拉巴特山”号轮在后面航行。１０时左右，“克拉巴特山”号轮接近大庆２３６轮，突然对着大庆２３６轮驶来。当时大庆２３６轮虽采取紧急避让措施，但被“克拉巴特山”号轮的船头撞在左舷尾部，当即大量进水，很快沉没。沉没地点是北纬２２度３２点５分，东经１１５度５５点２分，在我国领海内南北航线的航道上。事后据香港海事处告，“克拉巴特山”号轮舵机失灵。
　　在大庆２３６轮下沉时，船员登上自放的三艘救生艇，其中３５人又登上“克拉巴特山”号轮，该轮未继续在海上搜索即开往香港。大庆２３６轮船长等３人经检查确认船上无人后，最后跳水离船。
　　我国海上搜寻救助中心得悉大庆２３６轮被撞沉的报告后，立即组织营救遇险船员，先后出动了飞机两架、商船、救助船、军用船、拖轮和渔船多艘。香港海事处也派出了一架直升飞机，参加搜救。到１０月１２日下午２时止查明，遇险船员共５９人全部获救脱险，其中数名船员因受伤正在治疗中。沉船现在船底朝上，开始有溢油流出。为保障过往船舶航行安全，我国黄埔港务监督已发出航行警告，在沉船位置设置浮标。
　　经查，“克拉巴特山”号轮为印度尼西亚籍船舶，在我国领海内撞沉我国大庆２３６轮后，没有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报告。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３日挪威议会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宣布，授予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１９８７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在危地马拉城达成的中美洲和平协议作出的努力。
　　据介绍，阿里亚斯总统是中美洲和平计划的主要发起人。他为“长期因战争和内乱而动荡的地区有可能恢复和平与稳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诺贝尔奖金委员会认为，鉴于在危地马拉城达成的中美洲和平协议是五个签署国合作的结果，它为“这个地区人民和国家间的合作和民主进程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该委员会指出：“阿里亚斯总统为和平作出努力的重要影响将超越中美洲。”
　 和平奖的正式颁发仪式于１２月１０日在奥斯陆举行。

1987年10月13日，在国内销声匿迹30多年的典当商行在成都西御街上重新出现，这家名为成都华茂典当商行的新型当铺成为我国第一家为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提供方便的新式典当服务商行。
典当商行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经济越活跃，资金的需求量越大，周转频率越快，急需临时性资金的情况便时有发生。以实物作抵押向客户发放贷款从而使“死钱”变成“活钱”的性质使“进当铺就跟进银行一样”成为不少人对典当行业的全新认识。成都华茂典当商行属集体所有，主要面向群众和小型集体及个体企业，经营日用品、房屋等私人动产或不动产，以及企业积压产品闲置设备和额余原材料的典当拍卖业务，典当借款利率不高，金额数目也不大，典当期限还可以依据客户的实际要求适当延长。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３日，新华社报道：中华民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第一种钞票——中国银行的“南京券”最近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被发现。
　　“南京券”分１元券和５元券两种。１元券长１３.４厘米，宽８.１厘米，正面上额有“中国银行”４字，下边框内有“南京”２字。反面为英文，只有经理邹颂丹、副经理叶济仙签字中文。５元券长１４.９厘米，宽９.４厘米，图案与１元券大同小异。１元券和５元券正面两边有“中华民国元年吉日”和“中国银行发行”两排中文字。
　　据“南京券”的发现者中国钱币学会会员、中国银行行史专家、副研究员孔祥贤介绍：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国家银行只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成立于前清，中国银行是新建的，并取得了中央银行的地位，所以中国银行的第一种钞票就是中华民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第一种钞票。
　　海内外钱币学家历来认为，中国银行于１９１２年２月草创时来不及自行印制钞票，因而利用大清银行李鸿章象券加盖行名及年份后发行。孔祥贤说，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４日开业，南京券就是那天发行的。南京券的发现，否定了“李象券”是中国银行第一种钞票的成说，从而修正了货币史上的一个讹误。

1989年10月13日，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青铜佛像——座落在香港大屿山岛上高26.4米的天坛大佛今天圆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中国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兼大佛工程总指挥刘纪原出席了香港佛教界人士为宝莲禅寺天坛大佛圆顶举行的洒净仪式。赵朴初在仪式后发表讲话说，这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铸造工程史上的一件大事。

1994年10月13日晚，广岛郊区的亚运会乒乓球馆。
当小山智丽以3∶1将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乒坛“大姐大”邓亚萍斩于拍下，夺得亚运乒乓球女单金牌时，这位中国“海外兵团”的重要一员，忍不住痛哭失声。
无数中国人坐在电视机前目睹了这一时刻，目睹了曾是炎黄子孙的小山智丽，站在领奖台上，面对着太阳旗在日本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而百感交集。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也是一个令众多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时刻。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喝黄浦江水长大，为中国教练精心培养的运动员却在亚运会这样重大的国际比赛上为别国夺得金牌。
“汉奸”、“叛徒”、“卖国贼”......一时间，中国人久已不用的骂词扑向了千夫所指的小山智丽。
对于她在场上大叫“吆西”，听起来确实极为刺耳，尽管圈内人透露，这是她在国内打球时就养成的习惯，但我宁愿听她喊“好球”，或其他什么口头语。
比赛间隙，当中国记者想采访时，她不是盛气凌人，就是嘣出几句日语搪塞。以至有中国记者损她：“何智丽，你难道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吗？”
有关小山智丽夺冠在中、日两国所引起的不同反响是令人深思的。
小山夺冠的第二天，翻开日本各大报纸，反应都相当冷静，大都引述她自己夺冠后的表露，没有任何民族情绪的渲染；但国内各传媒的反应却相当强烈，许多报纸为此发表述评，内容以责骂小山智丽为主，一家京报甚至发起一次题为“小山智丽的挑战”大讨论。那么，小山智丽到底在向谁挑战？
小山智丽的挑战，不仅是在挑战中国乒乓球界和中国旧的体育体制，亦是在挑战我们在诸多领域内的不合理的人才制度。如果我们不对不合理的旧体制进行大胆改革，那我们将来失去的就不仅仅是一枚乒乓球金牌。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３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迄今为止，日本已有８人摘取诺贝尔奖桂冠，其中，物理奖二人，化学、生理学、医学、文学以及和平等奖各一人。近年来，井上靖、井伏鳟二、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年年被提名，其中，井上靖和安部公房呼声最高。每当瑞典文学院宣布获奖名单那天，井上家前总是车水马龙，记者蜂拥而至，受到佳肴美酒的热情接待，而每次又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大江亦然。３年前，他叮嘱四国爱媛县老家的三妹富佐子，为免老母失望，不要告知又被提名。这次，大江名列前茅，９２岁的老母喜上眉梢，表示要去大江９岁时病故的父亲墓前，告慰其在天之灵。
　　按瑞典文学院的规定，作家本人不得毛遂自荐，候选人仅限于在世或提名时未作古的作家。如今，除大江外，井上靖等人早已溘然长逝。
　　对于大江获奖，瑞典文学院宣称，大江“以诗的力度构筑了一个幻想世界，浓缩了现实生活与寓言，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扰与怅惘”，强调大江“深受以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通晓西方现代派传统，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笔触，勾勒出当代的人生况味”。日本文艺评论家则认为，２６年前川端以日本古典抒情美，令西方人士耳目一新；大江则以西方现代派风格与国际接轨，博得评委的青睐。
　　大江的前期作品受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影响，后期对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所鼓吹的观点产生共鸣，并借鉴结构主义进行创作尝试。１９５７年，他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以《奇妙的工作》在文坛脱颖而出，被文艺评论家平野谦誉为“当代艺术性很高的作品”。短篇小说《死者的骄傲》，为他赢得了“学生作家”、“川端康成第二”等美称，美国作家享利·米勒甚至说大江是日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存在主义文学倡导的新人道主义、人的生存和现实社会的抵牾，贯串大江文学创作的始终。正如瑞典文学院的评语所说，“原子弹轰炸和日本投降，以及天皇走下神坛的《人间宣言》，都给年轻的大江以冲击，促他发愤图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更确切地说，大江是以充满离奇的想象和诗意的怪诞，刻画个人的孤独和人在不可思议力量面前的困惑、躁动和荒诞感，这些都在他的前期短篇小说《饲育》、《人羊》和《出其不意变成哑巴》中有所体现。在畅销达７０万册的长篇随笔集《广岛札记》中，大江谴责美国投掷原子弹给日本人民的生命财产所带来的惨重损失，讴歌冒着光辐射和冲击波奋不顾身抢救伤员的医生。后期的《洪水涌向我的灵魂》和《代跑者调查记》等长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摈弃了那种追求肤浅的外在冲突、缺乏对人的精神领域剖析的传统写法，多角度地透视了人在发展核武器时代的悲苦之情，表现出他对存在主义整体风格的驾驭娴熟自如。
　　大江于１９３５年生在四国爱媛县一个造纸原料经纪人的家庭，日本投降时他还在读小学，经历了一段兵戈离乱的生活。他的《剥芽出仔》、《迟到的青年》和《亲自为我擦干眼泪》等，通过学童的眼睛，以恐惧与困惑的反差，诉说了灾难将历史引向歧路年代不可名状的悲哀。
　　获奖时，大江正在执笔系列小说《烈火中的绿树》的最后一部《伟大岁月》，前两部《直到救世主被殴打之前》和《动荡不安的侵犯》已先后发表。大江的长子1994年为３１岁，呱呱坠地时患脑功能障碍，他在父母精心照料和关怀下，潜心学习作曲，已于前年推出第一张激光唱片。大江对长子的骨肉情深，在《个人体验》和《烈火中的绿树》中都有所描写。它所含的内在文化隐喻，在于蕴寓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身遇不幸而顽强挺住的悲壮，以及人与人之间由精神、情感、品味汇聚而成的一缕胸襟。这也是他获奖的一个缘由。
　　大江获奖前后公开声明不再染指小说，并表示“今后愿为中国和菲律宾等国的文学，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1997年10月13日，英国空军驾驶员安迪·格林驾驶一辆特制喷气式汽车，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沙漠中飞速行驶，以1229.55公里的时速首次实现了人类在陆地上突破音障的梦想。

1998年10月13日，科索沃危机爆发。
科索沃是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省，人口200万，其中90%为阿尔巴尼亚族人。阿族人于1991年单方面成立了“科索沃共和国”，近两年又组建了“科索沃解放军”，试图通过暴力手段独立，当然南联盟是不会接受的。1998年2月28日，阿族武装分子同塞族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从此，阿塞两族的矛盾升级，武装冲突不断。
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急了，他们认为，如果科索沃局势失去控制，将在巴尔干地区引发一场比波黑战争更可怕的战争，从而甚至威胁到整个欧洲的安全，因此，西方国家介入了科索沃危机。
7月5日，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与科索沃阿族政治领导人鲁戈瓦会谈，表明美国政府坚持科索沃在不独立的前提下恢复自治权的主张，然而，南联盟在北约军事威胁面前并未罢手，反而加强了武装打击和围剿。
有战争就有难民。到了8月，科索沃难民已达20多万，西方国家担心会引发难民潮。安理会再次要求科索沃冲突双方立即停火，北约甚至威胁要对南联盟动武。10月11日，迫于北约的军事压力，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宣布全面履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南联盟将从科索沃撤军，由国际社会派员监督，并尽早与科索沃阿族人就自治问题开展谈判。10月27日，北约宣布暂缓对南斯拉夫发动空中攻击。
从2月开始，科索沃阿赛两族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部分西方国家的介入。从2月开始，科索沃阿赛两族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部分西方国家的介入。

2001年10月13日，我国第一款通用式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龙芯”问世。专家指出，“龙芯”的性能虽只与国际芯片业老大英特尔的奔腾II相当，但由于我国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所以对自主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CPU是计算机系统中的“心脏”。我国市场上的电脑，无论品牌为何，CPU均来自境外，因而长期被称为“无芯”。
　　在此前由中国科学院举行的鉴定会上，专家认为，“龙芯”在CPU体系结构设计技术方面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在动态流水线的具体实现技术和硬件对系统安全性的支持方面有重要创新。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介绍说，“龙芯”芯片含有600多万个晶体管，可执行250多条指令，采用了当代CPU制造的绝大部分先进技术，可运行Linux等主流操作系统和多种兼容的实用软件，可以抗御一大类缓冲区溢出攻击。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３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人罗伯特·Ｂ·劳克林、德国人霍斯特·施托默和美籍华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崔琦，以表彰他们发现了电子在强磁场中的分数量子化的霍尔效应。这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第六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皇家科学院的公报说，施托默和崔琦１９８２年在利用超强磁场和低温做实验中发现了这种现象。一年之后，劳克林通过理论说明了上述两人的发现。这一发现对人们进一步认识物质的普遍的结构和性质有着重要意义。三位科学家的贡献使得人们对量子物理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促进了现代物理学新的重要理论概念的发展。
　　崔琦１９３９年生于河南，已入美国籍，１９６７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１９８２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于１９８４年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奥列佛·伯克利奖，１９９８年还获得了世界著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物理奖。
　　劳克林１９５０年生于美国加州，１９７９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１９８９年起任斯坦福大学教授。
　　施托默１９４９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１９７７年获斯图加特大学物理学博士，１９９２年至今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并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谈了治学为人之道：
　　崔琦认为，“获得成功，要有一定的运气和时机，但勤奋是基础。”他说，他每年都要带二三十个研究生，他们都很刻苦，往往把别人花在舞会上的时间花在了实验室，周末不休息，一天工作１０至１２小时是常有的事。
　　一般人看来，学物理非常枯燥，不容易出成果，与学法律与商业的人相比，也挣不到大钱。但崔教授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搞物理研究只要投入，就会趣味盎然，每当有新的发现，哪怕是很微小的发现，也会享受到无穷的乐趣。
　　崔琦还说，要想成功，千万不要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我常常鼓励学生们往前看，相信自己从事的是对人类有用的事业。”他说，“如果只为一日三餐，并不需要去做研究，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便可达到目的。做学问可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能对别人有用。”
　　崔琦指出，在相信自己的同时，还要相信别人。只有向别人敞开你的胸怀，才会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帮助。做到这一点对于远离故土到异国他乡求学的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要承受比别人更大的压力，如果不能与周围的人接近，很容易陷入孤立。
　　崔琦谈到他的那些来自中国名牌大学的一流学生时说，“他们的考试成绩非常好，但我告诉他们，做学问可不是做作业，那只是重复前人做过的事。”他打了一个比喻，就像在旷野或森林中寻找回家的路一样，需要有开创性的探索精神。
　　崔琦喜欢“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格言，而今年获诺贝尔奖，却是多年心血耕耘换得的大丰收，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这一收获，崔教授淡淡地一笑并不直接作答，他说他将与往常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他的书，埋头于物理学研究，因为那是一个令他感到其乐无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