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0日，清逊帝溥仪被日本特务劫持，送往旅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制定了在东北建立以溥仪为元首的日本傀儡政权的具体方案。10月27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由沈阳赴天津，秘密实施劫持溥仪的计划。
　　11月3日，土肥原会见溥仪，设法解决了溥仪去东北的疑虑。8日，日本精心策划了天津的武装暴乱，严密封锁了静园。10日傍晚，按照计划，由祁继忠把溥仪藏进一辆双座敞篷汽车的后箱里，载出了静园，顺利通过了各个路口，到了一家日本饭店——敷岛料理店。在这里他们给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行无阻地到了英租界的一个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号。18日，溥仪被秘密转送到旅顺大和旅馆。

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谈。潘转交了周恩来致蒋介石、陈氏兄弟的信，口头传达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8项条件。陈立夫代表蒋介石对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作了答复：既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对立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目前保留3000红军，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党政干部可按才分配南京政府服务。
　　潘汉年指出，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陈立夫急转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愿和周面谈。他要潘汉年不要报告蒋的条件。潘汉年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他，岂不是我骗他出来？何况现正在激烈交战之际，暂时停战的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19日，陈与潘在宁继续谈判。陈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请潘转中共中央。陈还说：日、德都在拉蒋加入反苏阵地，一旦事成，中苏关系恶化，红军岂不更糟糕。潘反驳说，蒋政府果真如此，我们今天也不会在此谈判了。陈只好表示，我们也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为国有捐除成见。会谈无果而终。

1939年11月10日，孙武病逝于北平。
孙武，湖北夏口人。1896年考入武昌武备学堂，1900年参加唐才常汉口自立军，被推为岳州司令。1904年9月赴日本，入成城学校习陆军。1905年11月归国。加入武昌日知会，并帮助刘静庵办江汉公学。1908年夏，再往日本，入大森军事讲习所，研究野外战术及新式炸弹；8月与焦达峰等在东京组织共进会，任军务部主任，不久被推为湖北主盟。回鄂策划革命。1909年编会党为五镇，旋赴梧州参加起义，事败退居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被武汉共进会、文学社等团体推为主席。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部长，1912年3月，自行引退。1915年12月，任参政院参政。1922年，鄂督萧耀南委其为汉口地区清查督办。1926年夏，任湖北地区清查督办。北伐军抵武汉后，孙退居北平。

1950年11月10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
　　10月至11月，印度政府曾3次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本国领土西藏进军是“侵入西藏”，“已经大大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
　　对此，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国政府的坚定方针。
　　中国政府诚恳地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和平地进入西藏，因此，很早就欢迎滞留在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团尽快地前来北京，进行和平谈判。但该代表团始终是受着明显的外力阻挠，迟不前来。而无论西藏的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许的。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政府声明它对中国的西藏并无政治的或领土的野心，亦不谋求特权地位。只有彼此遵守互相尊重领土及主权平等的原则，中印两国的友谊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1956年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为期6天的会议着重讨论了国际局势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
　　会上，刘少奇就目前形势作了报告，介绍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谈及了我党对此所采取的政策和应吸取的教训。也提出应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接着，周恩来就国民经济问题作了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经验的教训，批评了1956年出现的冒进倾向，明确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适当压缩基本建设，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最后，毛泽东就经济、国际形势、大民主小民主等问题作了总结性发言。
　　会议决定1957年的计划应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适当压缩基本建设，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最后，毛泽东就经济、国际形势、大民主小民主等问题作了总结性发言。
　　全会决定自1957年下半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力图根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1974年11月10日，江青就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一再给毛泽东写信。江青在得悉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后，也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任副总理等作为接班人培养。毛泽东当日指示，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毛泽东。”“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不听毛泽东的告诫，继续公开要官。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先作了检讨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再次批评了她，信称：“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受到毛泽东批评后仍不死心，在1974年12月23日以前，把唐闻生、王海容找去，要她们去长沙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唐、王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1990年11月10日，美国宇航局宣布，美国1990年4月发射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最近对一颗距地球数10亿光年的类星体的化学结构进行了首次观察。
这颗命名为Um675的类星体是哈勃太空望远镜上暗弱天体分光摄谱仪的第一个观察目标，目前它正以每秒钟24万公里的速度远离地球。
宇航局官员说，对这颗类星体的化学结构的观察和分析将能提供线索，以便了解宇宙形成初期存在的化学物质。
类星体是宇宙中最亮的天体，它释放出的能量相当大，虽然早在约30年前就发现了类星体，但是科学家们仍然对它了解很少。

1991年11月5—10日，应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邀请，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高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江泽民、李鹏等中国领导人分别同杜梅、武文杰举行了会谈。10日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称：中越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越关系正常化；两国之间存在的边界等领土问题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双方还将在适当时候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旅居对方国家侨民问题。中越双方还签署了贸易协定和处理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

1991年11月10日，菲律宾政府救灾部门最新报告说，袭击菲律宾中部的强台风已使五千三百六十五人遇难。
当地救灾协调委员会说，死于这次灾害的人数可能要超过7000人。
5日晚，强台风袭击了莱特省，引起山洪爆发和山体滑坡，几十万间民宅被冲垮，受灾总人数近百万。强台风造成的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为过去五十年中所罕见。

1994年11月10日，我国第一台无缆水下机器人研制成功，日前通过专家验收。专家认为这台名叫“探索者”号的机器人整机功能、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90年代同类水下机器人先进水平。
这台机器人是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部署的重点型号研制任务之一，水下潜深1000米，活动范围可达12海里，可在四级海况下正常回收，能在指定海域搜索目标并记录数据和声纳图像，可对失事目标进行观察、拍照和录像，并能自动回避障碍，具有水声通讯能力，可将需要的数据和图像传至水面监控台上显示。
“探索者”号是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702所、中科院声学所、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大等单位历时四年研制成功的。

2001年11月10日下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在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并向世贸组织秘书处递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批准书30天后，中国将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加入世贸组织，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必将对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总揽全局、与时俱进的远见卓识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信心，充分展示了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积极姿态。15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参加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自身需要。世贸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是当今世界处理贸易问题的重要国际组织，其基本职能是制订和监督执行多边贸易规则、组织多边贸易谈判、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对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世贸组织成员间的贸易量占全球贸易的95％。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体制，将进一步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经贸联系，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扩展新的空间，将有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相一致的。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以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为载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一场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则受其益；用得不好，则受其损。问题的关键是要全面地看待这种趋势。这就要求我们要敢于和善于加入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分工与合作，趋利避害，充分利用其有利因素和资源加快发展壮大自己，及时防范和控制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和风险。通过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将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实行对外开放，这为我们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创造了重要的体制条件和政策保障。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是世贸组织本身的需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中国的参加，世贸组织是不完整的，不能体现多边贸易体制的普遍性和公正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将起到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更加符合通行的国际规则，大大改善中国的产业和投资环境。与此同时，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会逐步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从而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提供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商机，这必将使中国对全人类作出新的贡献。
　　正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样，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有弊，但总体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加入世贸组织，将给我们在许多方面带来发展机遇，有利于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总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更多地扩大出口和更好地利用外资；有利于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更广阔的天地参加国际竞争与合作；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分享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加入世贸组织也会使我们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政府部门对经济的管理从观念上、体制上都需要做必要的调整，企业的管理方法、经营机制也需要做相应的转变；随着更多的境外产品和服务业进入国内市场，我国的一些产业将面对更激烈的竞争，特别是那些成本高、技术水平低和管理落后的企业会遭受一定的冲击和压力。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
　　对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利弊应该进行科学的辩证的分析。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做到兴利除弊，力争实现全局上的利大于弊。为此，必须认真做好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充分认识到，我们能否抓住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迎接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能否办好自己的事情，能否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从大局出发，未雨绸缪，积极应对，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措施，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政策法律和行政管理体系，进一步统一和开放国内市场，为国内外企业营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谈判中所作承诺是加入世贸组织权利与义务的一部分，我国将认真履行这些承诺。目前，当务之急是抓紧清理、修订和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保持相关政策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大力加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继续有步骤地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深入开展多、双边经贸合作；加强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加快专门人才培养。

1998年11月10日，湖南省公安厅向新闻界透露：被国家公安部列为全国五大邪教系列案的首案——“主神教”案，已被公安机关成功破获。全国第一大邪教正式覆灭，已抓获包括首要犯罪嫌疑人在内的邪教骨干分子20多人。
“主神教”脱胎于另一组织“被立王”。
“被立王”发端于安徽,为首者名叫吴扬明。1991年初，“被立王”吴扬明差遣其骨干“怜悯”和“换代”(邪教信徒代号)从安徽到湖南发展势力。“怜悯”本名刘家国，到湖南后,他最先落足于湘乡市，而后逐渐向湘潭县和涟源市扩展。到1992年底，他已发展邪教信徒数十人。此后，刘家国有意摆脱“被立王”吴扬明的控制，另立山头。
1993年初，刘家国在湖南宣布成立“主神教”，自称“主神”。
1995年，罪大恶极的邪教首犯“被立王”吴扬明被司法部门以强奸罪、诈骗罪处以死刑。
吴扬明死后，刘家国的“主神教”得到迅速扩充，一些原本听命于吴扬明的信徒在刘的宣传下纷纷依附于“主神教”，“主神教”逐步向外省渗透。至1998年上半年，“主神教”已涉及到23个省市区，成员达10000多人。除湖南外，邪教活动频繁的地区还有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福建、河南等地。
1996年4月，“主神”刘家国在湖南衡山县、衡东县的两个会场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家国在会上宣布了该组织的机构和人员。“主神教”共分8个等级，除“主神”外，还有“在上主”(6人)、“四活物”(4人)、“七天使”(7人)、“省权柄”等。
在这个所谓“一大”的会议上，“主神教”提出的目标是推翻当今社会的“人的国”，建立以“主神”为首的“神的国”。他们研究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并提出和讨论购买枪支、进行武装暴动等事实。
他们十分可笑地“确定了以‘主神’为核心的领导地位”，“各省代表要紧紧团结在以‘主神’为核心的周围”。
“主神”刘家国何许人也？刘家国系安徽省霍邱县牌坊乡五一村人，现年34岁。此人早年丧父，懒事生产，不喜读书，初中毕业后即混迹于乡野。与原配妻子结婚后生育一女，后抛弃妻子在外流浪。
1989年他加入当地“被立王”邪教组织，迅速成为骨干，被“被立王”吴扬明册封为“怜悯”。1991年因大肆传播邪教被霍邱县公安局批捕外逃。
这么一个胸无点墨、其貌不扬的混混儿，在自立为“主神”后，干出了一桩桩数不胜数、为害尤烈的罪恶勾当。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10月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4日，孙中山决定接受邀请。
　　孙在《时局宣言》中重申：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说：“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这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广东北上。14日抵香港。17日抵上海。19日，孙中山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对时局主张。他说“我们中国以前13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21日，离上海。23日，抵日本长崎，日本记者、政学务界及中国留学生约300人登船欢迎。孙中山答记者说：“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同情，彼此向来 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24日，抵神户。30日离神户。12月4日抵天津。31日，抱病抵北京，受到中共北京区委、共青团北京区委、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的2万群众的欢迎。同日，发表书面谈话《入京宣言》称：“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1944年11月10日，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汪精卫于1883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10年因参加暗杀清朝摄政王载沣被捕。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收买，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袁世凯失败后，投奔孙中山。1925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长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贯主张对日本妥协。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发表公开投降日本书。1939年底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汪伪政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破坏抗战，残酷镇压沦陷区人民，并组织伪军配合日军向中共抗日根据地进攻。1945年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等共212人。华国锋主持开幕式。
　　会议原定议题是：(一)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讨论 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会议开始以后，先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6条意见：肯定天安门事件的正义性质；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要为薄一波等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平反；要为陶铸、王鹤寿的“叛徒”案件平反；要揭批康生；“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应该结束。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发言赞同陈云的意见。谭震林等提出为“二月逆流”、“右倾翻案风”等案平反。会议还对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年来领导工作中的失误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就发挥党的优良作风，提出了建议。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决定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如天安门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以及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问题彻底平反，并撤销有关材料；决定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是为了向前看。要善于学习，要研究新问题。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指导思想。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