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通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等等。但其中麦都思在开埠当年创办的墨海书馆印刷所，为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企业。麦都思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墨海书馆是他将其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设立的印刷机构迁来中国以中文命名的编译出版机构。前后存在约20年。主要业务是印刷伦敦布道会传教用的《圣经》和小册子。1850年后也开始翻译、出版少量科技书籍。

1869年11月17日，沟通地中海与红海的苏伊士运河经过十年多的艰苦修筑，终于竣工通航。为修筑这条运河，埃及人民付出了十二万人生命的代价。运河全长172．5公里，宽180-200米，深12-15米，运河的通航，把从欧洲到印度洋、太平洋的航程缩短了九千公里。

1956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对他们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是什么？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哪些是适合于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共产党员的标准不是一下就能达到的。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他是普通人，第二，他是普通人中的先进分子。但是也有比普通人还要落后的共产党员。
　　邓小平指出，关于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哪些适用于中国。11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在第七、第八两次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则，原则的运用还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党的代表大会来讨论决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问题决定好了，还需要党员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首先要几万、几十万骨干懂得这条原则，这条原则才会得到实行。
　　邓小平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反对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两者我们都反对。
　　邓小平最后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二者结合很不容易。中国共产党也经常犯错误。但是我们注意和研究犯错误的原因，及时改正。毛主席说，人要经常洗脸，房子要经常打扫，党也是这样，要经常改正错误。我自己也常常犯错误。每个人都是这样。毛主席还常常说，他也经常犯错误。不过我们都知道他的错误比我们少。任何人都会犯错误，绝对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７日至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７日是第一阶段谈判，双方代表先后召开了１２３次全体会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签订了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某些措施临时协定。临时协定为期５年，把双方陆基洲际导弹冻结在１９７２年７月１日的水平上，即苏联为１６１８枚，美国为１０５４枚；把双方的潜艇发射导弹和导弹核潜艇冻结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６日实有和正在建造的水平上，即苏联为９５０枚、６２艘，美国为７１０枚、４４艘；对双方的战略轰炸机未作限制规定。这是在双方对它们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数量都有“充足感”的情况下，冻结数量的发展，使核军备竞赛转入以提高质量为主的方向。对苏联来说，临时协定有利它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数量上保持对美优势，以便集中力量在质量上追赶美国。对美国来说，由于它当时实际上已停止增加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数量，临时协定限制苏联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特别是巨型的ＳＳ—９导弹的增长显然也是符合美国利益，而当时美国武器的质量优势足以抵销苏联的数量优势。临时协定没有触动双方核武库的一根毫毛，只是为此后的核竞赛定下一个规则而已。另外，鉴于当时美苏都感到反导弹防御系统价格昂贵，效能有疑问，双方都不准备大量发展，于是达成了双方各保持两个反导弹防御系统的《限制反导弹防御系统条约》。
　　从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１日起美苏在日内瓦又开始了第二阶段谈判。谈判持续7年之久，举行过约３００次全体会议，最后于１９７９年６月１８日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该条约有效期至１９８５年，确定双方战略武器的总限额为２２５０件，其中分导式多弹头运载工具的限额为１３２０件。条约与临时协定一样，仍是只限数量不限质量，而且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限额高于双方当时现有数，为进一步增加数量留有余地。一些美国军事战略专家指出，条约对美国不利之处是：允许苏联部署３０８枚重型导弹，其破坏力超过美国现有洲际导弹破坏力的总和；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不算战略武器，不计入总限额内，而美国的机载巡航导弹则作为分导式多弹头战略武器加以限制；战略武器的总额和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限额偏高，有利于苏联发挥其洲际导弹数量多、投掷重量大的优势，并符合苏联企图加速部署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需要。根据美国宪法，条约需经参议院三分之二通过方能生效。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票数，在卡特政府时期，国会推迟了对条约的辩论和表决。里根上台后认为该条约有“致命的缺点”，反对国会批准，同时由于美苏关系紧张，战略武器谈判陷于停顿。

1983年11月17日，在荷兰鹿特丹市召开的欧洲21国体育部长会议上，英国体育大臣麦克法兰要求各国不要只将英国的“足球流氓”驱逐出境，而应判他们入狱干9个月苦役。　　
　　足球运动在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全国城乡各地有多得令人羡慕的足球场。在重要球赛时刻去探望朋友是犯忌的，因为往往一家人都要守在电视机旁观看球赛。从60年代开始，不守秩序的球迷们从冲入球场闹事逐渐发展到在观众席和街头斗殴，甚至袭击行人和警察，破坏公共建筑物。最近几年则愈演愈烈。英国“足球流氓”在国内外臭名远扬。每逢英国队出赛时，东道国都要出动防暴警察，带上催泪瓦斯、水龙等，严阵以待。在英国国内联赛时，球场附近警察密布，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如临大敌。连球场附近的一些人家也要紧闭门窗，以防不测。在青少年犯罪日增的英国，“足球流氓”更增加了治安的负担。3年前，曼彻斯特联队在诺威奇市比赛时，仅被打伤的警察的养伤费就花了30万英镑。
　　1983年足球季节开始前，足球竞赛联合会的各俱乐部印发了观众管理措施，但是“足球流氓”照样惹事生非。
　　1983年9月初在布莱顿市，球迷冲入球场，打伤了8名警察，又在街上扔汽油弹，使40人受伤。随后几天，另一伙球迷捣毁了尤斯敦火车站。
　　1983年11月16日，英国足球队为了争取参加明年欧洲足球锦标赛的决赛权到卢森堡赛球，随队前往的观众有1500名。虽然英国队以4∶0取胜，但是肇事的“足球流氓”仍然推翻了6辆汽车、洗劫了12家商店、打碎了几百面橱窗，吓得该市居民不敢上街，造成的损失达10万英镑。卢森堡国出动了全部警察、一半军队、三分之一的宪兵，拘捕了150名流氓，但其中大部分人仅被“驱逐出境”。事后，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和英国大使不得不向卢森堡市长表示歉意。
　　1977年，英国“足球流氓”就曾在卢森堡捣乱，捣毁了当地的运动场，造成巨大损失。1982年，英国“足球流氓”还在意大利、丹麦、挪威和瑞士等国闹过事。
　　为防止今后的“足球流氓”事件，欧洲21国体育部长会议发表的公报提出：各国政府、特别是警察部门要密切合作；足球场内外要部署足够的警察；赛球时将双方观众隔开；防止售票给已知的肇事者；限制在球场出售酒类。有的部长私下已表示这些作法行不通，因为体育部长会议并非立法机构，它管不了那么多需要各国司法、内政、警察部门都参与才能解决的问题。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７日下午，法国“超级军旗”式飞机对贝卡谷地巴勒贝克东面的伊朗志愿军和穆斯林“阿迈勒”组织的营地进行了两次轰炸，至少造成了２５人死亡，１２０人受伤。法国防部官员说，这一行动是根据国防部长埃尔尼和３军参谋部的指示进行的。
　　据报道，法国飞机是从停泊在地中海上的“克莱蒙梭”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进行轰炸的。
　　当两架法国飞机进行俯冲轰炸时，另外１２架在附近空中警戒。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军用飞机也在黎巴嫩南部上空飞行。以色列方面对法国飞机采取的行动表示欢迎。此前，以色列军用飞机也对巴勒贝克南面“阿迈勒”组织的训练营地进行了轰炸，造成３５人死亡，８５人受伤。
　　贝鲁特１０月２３日发生的严重的爆炸事件使驻黎巴嫩的法国军队的５８名军人死亡。法国总统密特朗11月１６日晚在电视广播讲话中曾经声称，“这一罪行将不会不受惩罚”。
　　１１月１７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斯皮克斯说，“我们在多国部队中确实交换了情况。我们确实同法国交流情报，进行合作。”

1984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成立全国性组织的通知。通知说，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一些从事经济技术咨询、信息服务和专题研究的民间组织相应出现，对搞活经济，促进智力开发，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新成立的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基金会”、“中心”等一类组织越来越多，并有继续发展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包括专业性学术团体在内的各类全国性的组织已有700多个，正在酝酿成立的还有一批。好事一哄而起，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上层建筑领域的许多部门要简政放权，精简机构。目前过多地成立这类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全国性组织，使已经膨胀了的上层机构、人员继续增加，不符合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历来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现在有些单位和个人不经中央审批，随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这种做法发展下去，叠床架屋，鱼龙混杂，可能助长某些不正之风，不利于四化建设。为此，要求严格控制成立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全国性组织。未经中央、国务院批准已经成立的全国性组织，属于专业性的学术组织由中央和国务院主管部门复查，其中必须成立的可补办批准手续；属于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其他各类组织，由其主管部门重新审查。凡不需要的，要做好工作，予以撤销；确有必要的，经国家体改委统一审查提出意见后，报中央、国管院批准。有些组织和个人到处活动，希望打出中央、国家机关和领导人的“旗号”以扩大影响，争取各种特殊“照顾”。请各级领导同志、退居二线和离、退休老同志对此加以注意，未经上级批准不要担任或兼任这类组织的职务；各部门、各单位对未按规定办理批准手续而自行成立的组织不得动用公款、公物予以支持。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７日，莫斯科大学，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期盼毛主席的接见。下午６时许，当毛主席和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杨尚昆、胡乔木等领导人出现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时，全场沸腾，欢声雷动。毛主席高兴地走到讲台的前沿和两端，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毛主席一开头就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还教导同学们说：“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在讲话中，毛主席纵论天下，旁征博引，提出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毛主席的讲话亲切和蔼，风趣幽默。台上台下，有问有答，其乐融融，大厅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为了满足更多同学能亲睹领袖风采、聆听领袖教诲的愿望，毛主席又特地从大礼堂来到学生俱乐部，对早已聚集在那里等候的数百名留学生说：“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毛主席还到同学宿舍察看，询问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勉励大家“要努力学习，建设祖国，加强与苏联师生的友谊”。近一个半小时的接见和讲话，使大家沉浸在无比的激动和幸福之中，“为党奋斗５０年”、“为祖国工作５０年”的口号声响彻礼堂。
　　早在４０年代后期，为了迎接革命胜利后的建国任务，中国共产党就派出一些革命烈士和干部的子弟到苏联学习。新中国刚刚建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中央、毛主席为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高瞻远瞩，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管理经验。这项工作被纳入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中央设立了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组成的留学生领导小组，每年的选派人数、专业都由周总理亲自审批。从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向苏联派出了近万名留学生，向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了１０００多名留学生，１９５６年后又决定向与我建交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周边国家派遣留学生。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对选派留学工作十分重视，制定和审批派遣留学生的方针和计划，会见留学人员，向留学人员作报告、提要求，关心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重视留学归来人员的安排和使用。１９５２年刘少奇在接见即将赴苏联学习的同学们时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国家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国家下决心派你们到苏联、东欧留学，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你们一切要服从国家需要，分配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出国学习要取得好成绩，回来好为祖国服务。”周恩来总理１９５３年向留学苏联及东欧各国留学生也提出了“身体好、学习好、纪律好”和“又红又专”的要求。邓小平在１９５７年访苏期间十分关心留学生情况，详细听取汇报，指出“这些学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要很好地爱护、严格要求他们，不但要努力学习专业技术，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思想坚定，为增进中苏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劳逸结合，智力体力双丰收，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７日，中国灭火队在科威特扑灭１０口油井大火之后凯旋，一下飞机就驱车直驶中南海，受到了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亲切接见
　　海湾战争后，科威特全国９５０口油井中有７２７口着火燃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环境污染。
　　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１日，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分别会见科威特国务大臣阿卜杜·拉赫曼·阿瓦迪时表示中国将努力帮助科威特人民重建家园。次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７人组成的专家组便搭乘阿卜杜·拉赫曼·阿瓦迪的专机赴科。
　　７月１４日，李鹏总理访问科威特期间，中科两国正式签署了油井灭火工程合同。根据中科两国合同，中国立即向科威特派出灭火队。灭火队由有丰富灭火经验的四川石油局精选出的６２人组成，由孙振纯担任总指挥。
　　李鹏总理亲自批准中国灭火队员佩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臂章，成为第一批出国佩带国旗臂章的劳务技术人员。
　　８月２３日，中国灭火队踏上了燃烧中的科威特国土。中国灭火队的作业区位于被伊拉克破坏最严重的油田——布尔甘油田内，布尔甘油田位于科威特城南４０公里处，战前它的年产油量为７６００万吨，占科威特总产油量的９１％，是科威特最大的油田，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油田。
　　孙振纯说，那时油田荒漠大地上到处是火，太阳、蓝天被浓浓的油烟层层遮挡，即便是中午时分也像午夜一样黑暗；燃烧的油井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像一架架喷气飞机起飞时的响声，还有灼人的辐射热烧灼着队员们的皮肤。许多队员流了鼻血。空气中的多种有害物质使得呼吸也变得困难。
　　就是在这样复杂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中国灭火队在９月８日仅用１小时零７分钟就扑灭了第一口日喷油量达到１万吨的油井大火。首战告捷鼓舞了队员们的斗志。在此后短短的两个月里，中国灭火队在科威特扑灭了１０口万吨油井大火，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石油工人顽强的工作精神和过硬的技术水平。
　　李鹏对中国灭火队圆满完成赴科灭火任务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气温高、污染严重、竞争激烈、生活条件差的环境下，你们在科胜利完成了扑灭１０口难度大、喷油多的油井大火的任务，为中国石油工人争了光，为祖国争了光。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中国灭火队在战后的科威特，一靠机智勇敢，二靠科学技术，战胜了熊熊烈火，显示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技术水平，希望你们回来后认真总结经验，把灭火技术提高一步，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鹏说，石油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能源工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石油战线上的职工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作出了贡献，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贯彻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方针，在保持我国东部石油生产的稳产高产的同时，国家将开发西北石油资源，尤其是新疆的塔里木油田，以及陕西的天然气资源。繁重的任务摆在石油工人面前，希望我国石油工人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７日，被大火严重烧毁的英国温莎城堡正式修复完毕，工程共耗资３６５０万英镑。
　　具有９００多年历史的温莎城堡位于伦敦西郊，是英国王室的夏宫和周末度假的地方。城堡的部分建筑在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０日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共有面积约７０００平方米的１００间房屋遭到严重毁坏。所幸的是，由于当时城堡在维修之中，大部分珍贵的艺术品和家具已被搬走，而未毁于火灾。
　　温莎城堡一直为王室成员居住，但产权归政府所有。这次修复的耗费，７５％由王室承担，其余的由政府支付。

2001年11月17日，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关村科技园区核心部分之一的中关村科学城建设全面提速。
　　中关村科学城位于中关村科技园区沿白颐路的发展轴线上，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部分。早在6年前，中科院就规划在这里建设东亚最大的科学城。1999年，北京市和科技部提出，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关村科技园区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但因种种原因，科学城的建设较为滞后。今年1月，路甬祥向国务院建议，科学城的建设要与高校和海淀区通力合作，抛开土地归属和局部利益的纠葛，从社区环境和功能完善的角度整体设计、合力推进。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将改变科学城建设滞后的现状，它将承担中关村科学城高科技产业创新孵化区的建设任务。公司的注册资金为6亿元人民币，股东包括中科院和北京市所属的6家企业。中关村科学城高科技产业创新孵化区的主要功能是把中关村科学城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使之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科技合作和信息交流中心、高新技术和产品的培育中心。

1957年11月17日上午11点23分，郑凤荣（现年20岁，身高1.70米）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参加了北京市运动会的女子跳高比赛时，跳过了1.77米的高度，打破了美国黑人运动员麦克丹尼尔1956年12月1日在墨尔本创造的、保持了还不到一年的1.76米的世界纪录。这是继陈镜开、戚烈云之后，我国创造世界纪录的第三人。
　　11月17日，穿着白色短裤的郑凤荣做了约半个钟头的准备活动以后，就用“剪式”动作非常轻松地跳过了她要求跳的第一个高度——1.56米。随后，1.60米、1.64米、1.68米和1.72米的高度，她都是一跃而过。横竿升高到1.77米时，她第一次因为步点没有踏准，没有跳过。但是，她第二次试跳时终于获得了成功。郑凤荣1957年8次跳过了1.70米和1.70米以上的高度，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女运动员能在一年内这么多次跳过这样的高度。
　　郑凤荣从小就喜欢运动，经常和小弟弟在一起比赛跳高。1953年，她被选入了山东省田径代表队，参加了全国运动会，第一次“出征”，她就获得了1.36米的成绩，这个成绩与当时全国最高纪录仅差4厘米，这使她非常高兴。这一年，她考进了北京体育学院。在那里她开始了系统的按步就班的全面的身体锻炼。成绩很快地就提高到了1.45米。但是后来，她却因练习跳远腿部受伤引起了严重的关节炎。等到她的健康全部恢复时，两年已经过去了。重新回到田径场上，她怎么也不能跳过1.40米的高度。面对着困难，她曾经变得消极起来，她打算不练跳高了，要改练标枪。后来经过老师和同学的鼓励和帮助，她鼓足了勇气，毅然地又踏上了艰苦锻炼的路程。
　　在前进的道路上，她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原来她跳高用的姿势是落后的跨越式。于是她开始改跳剪刀式。但是改换姿势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弄不好成绩还会降低。事实证明她的成绩确实又降低了，但她并不灰心，她觉得周围的人都在支持她鼓励她，她依照着老师的话，一股热情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练习。每天她除了要进行球类、体操、田径等项目的全面锻炼外，还要进行一百次左右的跳高练习，同时还利用各种各样的辅助动作来纠正跳高动作。
　　她的成绩从1.40米逐渐上升，1957年夏季，她在民主德国创造了优异的成绩——1.72米。1957年10月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举行的全国田径运动会上，她跳过了1.73米，几天之后又在上海跳过了1.74米。11月3日，她在北京又跳过了1.75米。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７日，新华社消息：１９７３年，曾在考古界引起震动的江西吴城商代民居遗址仅是江西商代考古的开端。１６年后，于距此不过２０公里的新干县大洋洲乡又有晚商大墓的重大发现。这座“江南商代第一墓”是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０日当地乡民取沙筑堤发现的。
　　从发掘迹象看，墓穴内原放一椁一棺。椁长８.２２米，棺长２.３４米。它们的宽度分别为３.６米和０.８５米。墓主人仅剩下一些沾满铜绿的牙齿，但墓内随葬品异常丰富。据统计，墓内仅青铜器就达４８０余件，鼎、钺等礼乐重器，戈、矛、刀、剑寻常兵器以及农用工具铲、锸、耒、耜种类繁多。另外，墓内还有３００多件陶器用品及１００余件玉器、玛瑙、水晶和绿松石饰品。
　　商周以前的江南地区在考古界一向被认为是“南蛮荒服”之地，在华夏民族的上古文明中缺少作为。但此座商代大墓的发现却令人耳目一新。出土文物中，某些青铜器、玉器的造型和纹饰具有中原青铜文化的明显痕迹。但很多器物的造型纹饰及铸造工艺又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器物表面普遍具有的带状燕尾纹饰及器物附件上具有强烈写实色彩的虎形雕塑在商代青铜文化中实属独树一帜。另外，出土的短剑、手斧和犁等在北方商墓中前所未见。特别是青铜犁的发现将我国犁耕的历史从西周向前推到了商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以及上海博物馆等单位的全国著名青铜器专家研究后认为，远在３０００年前的赣江、鄱阳湖流域就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存在着与商殷王朝并行发展的奴隶制政权，墓主人极可能是这一方国的最高统治者。我国江南考古的这项重大突破，将改写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