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12月19日，《中国白话报》在上海创刊。《中国白话报》创办人林白水，号白话道人。为旬刊。设论谈、新闻、实业、文明介绍等栏目。以白话为特色，面向社会底层群众，包括种田、做手艺、做买卖和当兵者。明确宣传反帝爱国，反对“和平”改良，鼓吹暗杀和排满，号召工人、农人 “结成一个大党”，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独立共和的政府”。在北京、广州、香港、西安、成都、武汉等全国大中城市设立46个代销处，销量颇好。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至１９９６年正好４０个春秋。４０年来，摄影家协会的会员由最初创建时的１１６人，发展到今天的４１００人，在全国范围内汇聚了一支技术水平高超、艺术水准精湛的队伍。
　　作为服务于这支队伍，同时也肩负着推动我国摄影艺术事业发展重任的组织，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却最客观地反映了４０年来的成就：举办了三届弘扬中国摄影文化的摄影艺术节；创立了中国摄影艺术最高奖——金像奖，摄影组织工作奖——“开拓杯”奖和“金烛”奖；举办了１７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单独或联合举办其他大型摄影展１５０多个；召开了６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和４届全国摄影创作会议；创办了中国摄影函授学院，出版了《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和《中国摄影报》３份具有全国影响的摄影报刊，协会下属的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摄影图书２３７种。在国际摄影交流方面，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了６届国际摄影展，与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摄影艺术团体建立了联系，组织参加了１４４个国际摄影比赛，并在１９８１年参加了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据悉，第２４届国际摄影家联合会代表大会及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世界黑白摄影艺术汇展将于明年９月在中国举行……这一切的幕后组织工作，都为中国摄影艺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为专业摄影艺术家和广大摄影艺术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经验、开阔视野、提高技艺所必需的机会。
　　摄影是一门专业技术性较强，而群众参与和接触面又很广的艺术门类。设想没有一个像中国摄影家协会这样的专业性组织承担起大量的联络、组织、协调和普及服务工作，中国摄影艺术事业的基础将难以巩固，水平也难以提高。

1972年12月19日在完成了系列登月计划中历时最长的一次使命之后，“阿波罗17”号飞船溅落太平洋，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全部结束，3名宇航员中有2名——尤金·A·塞尔南和哈里森·施密特总计在月球上逗留75小时，与此同时，第3名宇航员，罗纳德·E·埃文斯驾指挥船绕月球飞行。
施密特是一位地质学家，是第一位登月的科学家，离开地球经3天飞行之后，他和塞尔南于12月11日登上月球。在3次登月中，他们驾着月行车在一座山脚下巨大的砾石中间行驶，并发现了一个火山口。有迹象表明，那里曾有火山活动发生。他们在那里安装了测震表以测量任何可能发生的地震，还安装了一只重力表和一只宇宙射线探测器以及其他科学仪器。
他们最重大的发现是明亮的橙色土，人们认为这种土中包含多种月球稀有元素，科学家们认为这些元素表明，现在不毛的月球表面过去曾有水存在。
“阿波罗”计划耗资250亿美元，共进行了16次载人飞往月球的飞行。第7次的“阿波罗13”号飞行险些酿成大祸。当时飞船上有一氧气箱破裂，宇航员们开动应急装置，使他们得以按月球轨道飞行并安全返回地面，“阿波罗”宇航员们共从月球带回836磅岩石和大量的科学资源，在“阿波罗17”号登月后直至今天，人类再没有派宇航员登月。
在登月升空前，宇航员塞尔南和施米特向人们展示了一块装在登陆船上的牌匾，它将被留在月球上。牌匾上有“阿波罗”17号宇航员和尼克松总统的签名。牌匾上铭文写道，“公元1972年12月，人类在这里首次完成了对月球的探察。愿我们带来的和平精神在全人类的生活中闪烁发光”。
“阿波罗17”号的宇航员哈里森·施密特在月球的一个山谷对一颗大陨石进行调查取样，他的月行车在陨石的另一面
1979年12月19日日本学者首次确定致癌遗传基因结构 1979年12月19日日本学者首次确定致癌遗传基因结构1979年12月，由日本京都大学化学研究所的高浪满教授等和东京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札幌医大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确定了导致动物细胞癌变的腺病毒12型的“致癌遗传基因”的全部结构。
报道说，这次测定出的致癌遗传基因，由二千三百二十个按一定顺序排列的碱基对组成，其中编码了两种未知功能的特异蛋白质。如能证明由于这些蛋白质的作用而引起癌症，就能马上搞清至今还是不解之谜的致癌机理。
报道说，腺病毒对人只引起感冒症状而无致癌作用。但是，把它注入大黑鼠的细胞就引起癌症，特别是腺病毒12型的致癌性很强。研究小组为了利用这种病毒搞清致癌机理，首先用人体单株细胞使病毒增殖，然后在病毒增殖基础上提取了它的遗传基因脱氧核糖核酸(DNA)，最后确定了结构。据报道，腺病毒12型的 DNA由约三万个碱基对组成，而在其中端部的百分之七的部分有致癌作用。研究小组确定的就是有致癌作用的部分的结构。
大阪大学微生物病研究所的丰岛久真男教授说，确定腺病毒12型的结构具有很大意义，特别是一方面确认那一部分有致癌性，同时决定了它的结构，将成为研究致癌机理的贵重资料。

1985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我国最高军事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在北京成立。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张震为国防大学校长，李德生为政治委员。
　　国防大学是为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和我军精简整编的需要，在合并军事、政治、后勤三个学院的基础上成立的。它以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努力办成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军特色，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合同指挥大学。
　　国防大学直属中央军委领导，下设国防研究系、基本系、进修系、研究生院和战略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军队建设研究所，基本任务是培训陆、海、空三军军以上的指挥干部，高级参谋人员、高级理论研究人员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并从事战略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最高军事机关的决策起咨询作用。
　　国防大学将在干部训练体制、内容和方法上实行改革。改变过去对军、政、后干部分别训练的办法，采取陆、海、空，军、政、后干部混合编班设系，统一施训；国防研究系除招收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外，还将招收政府有关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入学，共同研究国防建设问题；课程上力求做到起点高、内容新、知识面宽，在学籍管理上实行淘汰制等。这样，就有利于把入学的干部培养造就成为高知多能、具有战略头脑和合同作战指挥能力、能够全面指挥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的通才。

1988年12月19—23日，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３４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
　　12月19日上午10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主持隆重仪式，热烈欢迎拉吉夫·甘地和夫人以及其他印度贵宾。
　　当日上午，李鹏同拉吉夫·甘地进行了正式会谈。
　　李鹏指出，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高级领导人在中断了长达30多年的相互交往之后，今天拉·甘地总理率团访华，这个举动本身就值得称赞。
　　李鹏强调，中印两国领导人过去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强大的生命力，不论社会制度相同与否，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只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两国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应成为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典范。50年代时，中印关系曾非常友好。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印关系恶化，甚至发生冲突，这是不幸的。我们希望这种事今后不再发生。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潮流，我们应顺应这个潮流。中印改善关系不仅对两国有利，也有利于亚洲和平。中印两国有许多地方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
　　在谈到双边关系时，李总理说，妨碍两国关系改善的问题是中印边界问题，只要双方有诚意，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寻求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经过不懈努力，这一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李总理还说，中国政府注意到历届印度政府的原则立场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印度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印度不允许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印度进行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我们赞赏印度政府这一原则立场。
　　拉·甘地总理在会谈时说，当前国际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也存在着一些“陷阱”。就国际形势而言，最基本的问题是要消除紧张的根本因素，因此，他同意李鹏总理所说的要在世界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要用和平共处来取代扼制的概念。他说，中印之间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边界问题，我们应以和平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方面有决心通过互利互惠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在这个问题解决前，在维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宁的同时，两国可在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领域增加来往与合作。
　　在会谈中，拉·甘地总理还重申，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政策没有变。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印度政府不允许任何政治势力在印度进行有害于中国、被视为干涉中国内政的政治活动。
　　当晚，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拉吉夫·甘地及夫人一行。
　　12月21日上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中印两国人口加在一起超过18亿，占世界人口1/3还多，我们两国对人类负有共同的责任，我们应该利用现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人们都在议论说下一个世纪是“亚太世纪”，好像这个世纪已经来到，其实，真正的“亚太世纪”要等中国、印度和这个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才能到来。
　　邓小平对拉·甘地提到1954年他的母亲陪同他的外祖父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访问，他说，那时候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中国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是彼此不愉快的，忘掉它！一切着眼于未来。”拉·甘地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希望两国关系能恢复到以前那样。
　　邓小平还回忆说：“我1978年访问尼泊尔时，曾见到了你们的外长，我请他带信给你母亲：我们应该改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不友好，没有理由不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以后，两国之间就有了一些接触。但真正开始改善关系的，是你这次来访，所以要谢谢你。”
　　拉·甘地总理说，现在世界上的紧张局势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然存有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国际政治新秩序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现在的经济秩序是附属关系，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秩序，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领域里，我们也可以共同努力。
　　拉·甘地说，印中之间多年的分歧并没有减少我们之间的共同纽带，我们两国曾进行了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现在又正在进行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12月21日下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两国间仍有许多分歧，但我们愿意在有共同点的领域进行合作。”
　　他说，“许多年来印中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没有任何接触。但是，幸运的是在这期间双边贸易依然存在。我们将能够填补这段空缺，能够找到许多可以继续努力的共同基础。”
　　12月23日，中印两国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
　　拉·甘地总理1944年8月20日生于孟买。他于1962年入英国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机械工程。1968年5月起在印度航空公司任驾驶员，1972年升为机长。1981年6月作为国大党（英·甘地派）候选人在北方邦当选为人民院议员。1983年2月任国大党（英）总书记。1984年10月31日，拉·甘地在他母亲英迪拉·甘地遇刺后就任总理，11月又当选为国大党（英）主席。同年12月印度举行第八届大选，国大党（英）获胜，拉·甘地再度就任总理。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９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在天安门广场矗立。在９２５个日子里，全国有数千万群众曾经来到它的前面，表达他们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企盼和爱国主义情怀。在香港回归倒计时活动圆满结束之后，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社代表当初共同倡议树立倒计时牌的单位，把倒计时牌模型赠送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倒计时牌将迁建到北京八达岭长城脚下，继续发挥爱国主义教育作用。
　　１９９７年７月８日，由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社主办的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模型赠送仪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行。仪式上宣读了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书面致词。
　　钱其琛在致词中说，香港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活动圆满结束了！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倒计时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企盼心情和坚定信念，激发了广大人民爱祖国、爱香港的热情，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影响。

1996年12月19日，旨在帮助美国的父母们指导子女收看电视的一套节目分级办法正式出台。但这一制度刚亮相，就在影视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美国的电视分级制度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这年早些时候，美国几大电视广播网以及好莱坞的一些大牌节目制作商们迫于社会的压力和青少年家长们的呼声，原则上同意将目前发展得越来越超越传统道德规范的电视节目像对电影那样分成不同等级，以方便父母指导子女收看电视。
美国于这年2月颁布了新的电子通信法，要求电视节目分级，新生产的电视机中要配上视觉芯片(V·CHIP)。这种芯片能够使家长有选择地临时切断或连通某电视频道。当时正准备全力竞选连任的克林顿将“关心青少年成长”作为重要纲领之一，不但把电视巨头们召到白宫商议此事，还在公开场台高度赞扬这种电视芯片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伟大发明，自那时起，美国社会一直在关注着这套系统的制定情况，特别是关心它与已有28年历史的电影分级办法有多大区别。
新推出的这套办法按照不同年龄段把节目分成6个等级。自 1997年年初起，美国所有电视屏幕的左上角将显示正在播放的节目的级别，只有新闻和体育节目除外。具体他讲，Y级表示适合所有发育阶段的孩子，连2至6岁的儿童也能收看；Y7级适合7岁以上的儿童，节目中可能包含轻度的娱乐性的暴力，也可能有点吓人；G级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没有暴力和色情内容；PG级表示儿童观众需要在父母指导下收看，其中可能有粗活、有限的暴力和有性含义的语言；14级则提醒家长注意，14岁以下的孩子不宜收看；M级节目中有明显的暴力和色情内容，只适合成人收看。这套办法与电影分级法如出一辙，实际上它就是由好莱坞的定级者们策划的。
这套办法在未出台时就已引起激烈的争论。社会上持批评态度的人指责这种分级仍然太模糊，他们建议应该以内容分级，而不应侧重于年龄，应该表明节目中暴力、色情语言或镜头的严重程度，这样才能使家长们有更加清晰的概念。他们还指责说，让各电视网或发行公司自我定级而不像电影那样由一独立委员会决定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电视巨头们则坚持己见。他们说这种分级方法模仿了电影，已被广大公众所熟悉和接受。至于自我定级则是因为电视的制作速度太快，即使电视台自我定级，每天也要批至少2000个节目，这比电影要繁琐多了。
美国总统克林顿当天在白宫与电视网和好莱坞的巨头们见了面，他出来打圆场说，这套办法比没有办法进了一大步。公众应该给电视界10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和改进。美国各电视台的老板们也承认，可以对既定办法做出适当修改。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９日莫斯科时间晚７时１５分左右，瑞典驻俄使馆商务参赞纽斯特列姆驾车返回使馆，当汽车行至使馆门前时，一名身上绑有爆炸装置、手持手枪的恐怖分子强行进入汽车，迫使纽斯特列姆将车开入瑞典使馆院内，并向当局索要３００万美元和使其安全出境的方式以换回瑞典外交官的条件。
　　晚９时３０分左右，“阿尔法”行动小组成员萨韦利耶夫上校与恐怖分子谈判，恐怖分子接受了萨韦利耶夫提出以他本人和另一名“阿尔法”成员替换人质的条件，释放了被劫人质。
　　萨韦利耶夫上车后，恐怖分子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这时萨韦利耶夫心脏病突发，恐怖分子提出另外找人替换，其中一人必须是记者，同时提供一架飞机供其出境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俄警方决定以武力结束事件。
　　２０日凌晨１时１５分，“阿尔法”小组向恐怖分子开火，并将其击毙。萨韦利耶夫被送往医院后不久死于心脏病。
　　俄总统叶利钦、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以及外长普里马科夫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俄联邦安全局局长科瓦廖夫亲自指挥了解救人质的行动。
　　５１岁的萨韦利耶夫曾多次参加过重大的反恐怖行动。1997年12月10日，他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１号国际机场只身制服了劫持伊尔６２客机的一名恐怖分子。
　　事件结束后，叶利钦总统在给科瓦廖夫的致电中表彰了萨韦利耶夫的英勇献身精神。
　　被击毙的恐怖分子为车里雅宾斯克州人，１９６３年生，有两次前科。1996年以来，一直是俄警方通缉的对象。

1998年12月19日美国众议院举行全体会议，以简单多数通过了弹劾总统克林顿的两条理由——在与其有关的绯闻案中“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克林顿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遭弹劾的总统。这是众院表决后，克林顿在白宫前发表讲话表示不会辞职，将寻求一妥协办法完成任期。
12月19日是美国历史上充满戏剧性和令人难忘的一天。一如人们预料，美国众院经过一天半的激烈辩论后，最后以简单多数通过对克林顿的两项弹劾条款。
两天来，国会众院围绕该不该弹劾克林顿这一问题，共和、民主两党的400多名众议员们轮流登台，唇枪舌剑。共和党议员坚持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关系已不是“个人的行为”，“弹劾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力”。民主党议员则反驳说，克林顿的过错构不成弹劾罪，共和党这样做是想搞“政变”。辩论归辩论，投票才是关键。众院全体议员星期六下午1时左右开始就弹劾克林顿的4项条款逐一投票。共和党议员在众院占多数，投票结果可想而知。除1名民主党议员因病没有投票外，其余434名众议员都参加了投票。结果，众院以228对206票通过了弹劾克林顿的第1条款。该条款指控克林顿今年8月就莱温斯基案向大陪审团作伪证。在投票中共和党及民主党各有5名议员倒戈。众院还以221对212票通过了指控克林顿妨碍司法调查的第3项弹劾条款。指控克林顿在琼斯案中作伪证的第2项弹劾条款及指控克林顿滥用职权向国会说谎的第4项弹劾条款则分别以229对205票及285对148票被否决。随着第1、3项弹劾条款在众院的通过，克林顿成为继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之后第2位被众院弹劾的总统。由于约翰逊是接任被刺杀的林肯的总统位置，因此，克林顿事实上是美国历史上第 1位被众院弹劾的民选总统。
与相对平静的众院弹劾表决相比，反对和支持弹劾的两个阵营在弹劾表决前却有一系列惊人的戏剧表演。首先，第一夫人希拉里星期六一早前往国会山，赶在众院辩论之前和支持克林顿的民主党议员举行了一场动情的恳谈会，希望他们继续支持克林顿及完成民主党的事业。在会谈中，希拉里谈到了她和克林顿的感情生活，表示“我深深爱着和关心我的丈夫”。她认为共和党所主导的弹劾调查是“不公正的”。如果说希拉里为丈夫游说国会是预料中的事的话，那么，下届众议长利文斯顿在今天突然宣布辞去该职则让两党议员和白宫惊愕不已。两天前，在众院开始弹劾辩论前，利文斯顿就扔出了一个“炸弹”，对外公开承认在自己33年婚姻旅途中曾经“偏离和迷失过”。他今天表示他已不再适合领导众院，所以决定辞职。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要求克林顿能像他一样辞职下台，“我必须树立一个我希望克林顿总统能学习的榜样”。利文斯顿的辞职对克林顿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尚难判断，但利文斯顿成为因丑闻而倒下的又一个政治人物给华盛顿的政治氛围将带来不小的影响。星期六出现的第三个插曲是，当共和党控制的众院拒绝了民主党再次提出的“惩戒”克林顿的替代方案并开始弹劾投票时，两百多名民主党众议员在少数党领袖格普哈特的率领下走出国会大厦以表示对共和党的不满和抗议，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斗争被形象地展现出来。
克林顿没有收看众院对其弹劾表决的经过，当时他在椭圆型办公室和自己的牧师一道在祈祷。是白宫办公厅主任波德斯塔及另一名高级助手将众院通过第1弹劾条款的消息通知他的，克林顿当时是在自己的小书屋里。克林顿的牧师说，“他非常自信事情会过去的，但他很疲惫。”波德斯塔回忆说：“那是一个肃静的时刻，他在反思。”第一夫人希拉里当时则和女儿切尔希在一起，在白宫官邸度过那折磨人的一段时间。在众院完成弹劾表决后，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手挽手来到白宫南草坪，在民主党议员的簇拥下，克林顿发表了被弹劾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讲话时的情绪是很平静的。他首先感谢民主党议员及少数共和党议员以及美国老百姓对他本人、家庭及其政府的支持。他表示，他对其私生活所犯的错误已承担责任，也邀请国会议员与其一道寻找一个“合理、两党一致的和相称的”处罚，但这个方式被众院共和党人拒绝了，希望参院能接受。他希望这个问题在参院能尽快地以“符合宪法的和公平的方式得到解决”。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停止毁灭个人的政治游戏”。克林顿在讲话中再次排除了自愿辞职下台的可能。他说，他希望继续努力为美国人民服务，直至“我任期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在参院弹劾审判之前，克林顿最担心的是要求其辞职的呼声会越来越大，不过，从克林顿被众院弹劾后的最新民调结果来看，克林顿可以松一口气，美国一半以上的民众仍希望克林顿继续干完总统任期，对他工作持满意的民众仍高达61%。
克林顿被众院弹劾并不意味克林顿已被赶出白宫。事实上，众院通过的对克林顿的两条弹劾条款仅是对克林顿的指控。根据美国宪法，美国会参院将举行审判会，对指控作最后的裁决。参院的审判和美国的刑事审判相似，审判将由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主持，100名参议员是陪审员，而众院的共和党议员是原告，克林顿是被告。最后由100名参议员投票决定对克林顿的这两项弹劾指控是否成立。如果有三分之二的参议员认为指控成立，那么这时克林顿才真正从白宫被赶出来。目前参院100个席位中，共和党占55席，民主党占45席。参院需要有至少67位议员认定弹劾指控成立才能把克林顿罢免，这就要至少12名民主党参议员倒向共和党阵营，从目前看可能性不大。但华盛顿的政局变化往往让人大跌眼镜，此间的政治分析家们对克林顿一定能渡过参院这道关并不过度乐观。参院的审判不论结果如何，众院19日的弹劾已成为克林顿总统生涯上一个抹不去的黑点和一个大大的“红字”。

1997年12月19日，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式公布总统选举结果，新政治国民会议总统候选人金大中以４０·４％的得票率，战胜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和国民新党候选人李仁济，当选总统。
中央选举委员会已向他交付当选证书。
在这次大选中，总计有３２２９０４１６名选民，实际投票人数为２６０４２３５９名，投票率为８０·６％。李会昌和李仁济的得票率分别为３８·７％和１９·２％。
金大中１９２５年出生于全罗南道务安郡，早年毕业于庆熙大学经济科，办过报纸，经营过海运，从６０年代起开始从政，曾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３次竞选总统。１９９５年他重返政坛，创建新政治国民会议，并于今年再度竞选总统。在长期与朴正熙军事政权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金大中作为在野党中一面反独裁、争民主的旗帜，在韩国民众中有自己稳固的政治根基。
当日，金大中通过会见国内外记者发布施政纲领，表示将诚实履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彻底实行市场经济并进行经济改革，开创韩国的新时代。
对于南北关系，他表示，现在的目标是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南北间的交流与合作。他建议南北双方以南北协议书为基础开展对话，在必要的时候和朝鲜金正日举行会晤。

1984年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字。联合声明圆满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也为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国家主席李先念出席了签字仪式。
　　经过中英双方两年22轮慎重和耐心的谈判，由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决策，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终于在1984年9月26日在北京草签。
　　签字大厅里一片庄重的气氛。铺着墨绿色绒布的长桌中央插着中英两国国旗。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在长桌本国国旗一侧入座，用中国的台式英雄金笔，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接着讲话。他们都高度评价中英两国通过和平谈判顺利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他们指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为其他国家在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国际问题上树立了榜样。
　　赵紫阳着重指出，确保联合声明不受干扰地全面贯彻实施，是中英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我们双方共同的责任。中国政府愿继续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同英国政府一道，力促这一目标的实现。我们也希望广大香港同胞和各界居民同心协力，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
　　撒切尔夫人说，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成功。
　　讲话结束后，邓小平、李先念笑容满面地走到撒切尔夫人面前，举起香槟酒，热烈祝贺中英双方完成了一件影响深远、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出席签字仪式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和中国有关部门负责人、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其他英国贵宾以及应邀专程来京观礼的101位香港各界人士，也热烈鼓掌，相互碰杯，祝贺之声经久不息。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当代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祝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社论说，撒切尔夫人是具有国际影响的政治家。她的远见卓识和明智决策，在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中英两国政府以大局为重，以长远利益为重，本着友好合作和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谈判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这不仅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的稳定和繁荣，以及中英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有利于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既符合英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符合包括香港、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并公布后，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赞扬。
　　社论指出，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指导方针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构想是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由邓小平同志集中党中央的集体智慧提出来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实行的一项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决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有些人担心这个决策可能会变，是没有根据的。邓小平同志明确地说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人大通过的方针，是法，怎么会变？政策对，就谁也变不了。”实践将会证明，中国政府的这一项长远决策是符合香港的历史和实际的，是符合人民的要求的，因而是不能改变的。

18世纪末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引起欧洲各国反动势力的仇视。1893年夏，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反法联军从四面八方把法国包围起来了。普鲁士、西班牙、萨丁王国、英国都在法国边界点燃了战火，占领了一些地方；国内的反动势力也里应外合，猖狂活动。革命处于危急中，刚夺取政权的雅各宾派，面对这种严重局势，毫不退缩，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性和毅力。他们毅然决然地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精神，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接连击败普、西占领军。但是，英军占领的土伦却久攻不下，成了革命的重大威胁。
　　派谁去攻克土伦呢？革命共和国的领导忽然想到拿破仑这个人。他是个有民主思想的军官，年纪轻，很勇敢，会动脑子。当时，很多贵族和军官竭力反对革命或逃亡国外，他却继续服役，并宣誓：“只接受符合国民议会法令的命令”，积极拥护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接到命令后，他知道土伦是法国南方的要塞，城防坚固，非强攻不可。于是他日以继夜地监制大炮，训练炮兵，建起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
　　1793年12月16日，总攻开始。起初并不顺利，当炮兵刚进入阵地，不少炮手被英军的射击手打伤或打死，进攻受挫。拿破仑一看这情景，大声疾呼：“我们的炮兵，个个都是无畏的勇士，前进！”他带头冲上前去。在他的鼓舞下，法军个个奋勇向前，勇猛异常，终于在12月19日，击溃了王党军队和英国、西班牙的联军，攻占了土伦，解除了共和国的威胁。
　　土伦之役的胜利，使拿破仑的军事才干初露头角。共和国为了表彰拿破仑的功绩，破格地把这个年仅24岁的少校提升为将军。

2001年12月1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沈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财政局原副局长、国有资产管理局原局长郭久嗣被执行死刑。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原副市长马向东等16人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经辽宁、江苏两省7个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于10月10日分别作出一审判决：郭久嗣、马向东分别被判处死刑；慕绥新、宁先杰、周伟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迟若岩、贾永祥、梁福全、刘实、李经芳、赵士春、马声、焦玫瑰、田英杰、泰明、刘宝印等11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一审宣判后，慕绥新、周伟、贾永祥、赵士春、梁福全、李经芳、刘宝印等7人服判，没有上诉；马向东、郭久嗣、宁先杰、田英杰、焦玫瑰、迟若岩、刘实、泰明、马声等9人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辽宁省或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核准了对慕绥新、周伟的一审判决；同时，经审理，依法驳回了郭久嗣、焦玫瑰、田英杰3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照法律程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对郭久嗣的死刑判决进行复核。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马向东、宁先杰、迟若岩、刘实、马声、泰明等6人的上诉，依法进行了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照法律程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对马向东的死刑判决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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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胜利
　　辽河奔腾，涤荡尘埃。
　　沈阳这片曾浸染无数革命先烈鲜血的热土，岂容腐败分子滋生麇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岂容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体现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法律，又岂容腐败分子恣意践踏！
　　发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的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的一批犯罪分子，为他们的贪婪和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和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马向东12月19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伏法。同时受到审判的14名罪犯也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罚。
　　历史是无情的，更是正义的。
　　慕绥新、马向东等人被绳之以法，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显示了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和坚强能力
　　1999年，当夏季耀眼的阳光照在辽河河畔时，慕绥新、马向东等一批躲在阴暗处的腐败分子在阳光下无处遁形，他们的政治生命走向了毁灭。
　　这年的6月，一份反映时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经济问题的举报材料，引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高度重视。中央纪委牵头会同辽宁省纪委和检察机关，很快查明马向东贪污、挪用公款以及多次到境外赌博等部分严重违纪违法事实，同时带出他的“哥们”──当时的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宁先杰、市财政局局长李经芳的腐败问题。
　　随着侦查工作不断深入，马向东的犯罪事实一一浮出水面。自1986年2月至1999年6月的13年间，马向东利用他先后担任辽宁省沈阳市商业局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商办主任、市长助理、副市长、常务副市长等职务的便利条件，多次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单独受贿人民币341万余元、美元23万余元、港币11万元和价值人民币10万元的内部职工股，同宁先杰等人共同受贿人民币7.8万元、美元50余万元及其他财物；同宁先杰、李经芳共同贪污公款美元12万元，每人分得美元4万元；他还挪用公款美元39.8万余元，指使宁先杰、李经芳等人私自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归个人使用。马向东对司法机关从其家中搜出价值人民币1068.6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1999年10月，马向东被依法逮捕。一同被逮捕的还有宁先杰、李经芳。
　　对马向东等人问题的深查细究，揭开了时任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的腐败面目。
　　曾任辽宁省建设厅厅长、省长助理、副省长兼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的慕绥新，自1993年4月至2000年12月，利用职权，在审批项目、减免税费、协调贷款、干部提拔调动等方面大搞权钱交易，受贿价值人民币661.4万余元，并有价值人民币269.5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在掌握大量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后，检察机关于2001年6月决定对慕绥新采取强制措施。在此之前，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开除慕绥新的党籍、公职。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人大代表、沈阳市人大代表职务被依法罢免。
　　从1999年7月到2001年6月，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的领导下，在辽宁省委、省纪委和江苏省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执纪执法部门历经两年多的艰辛工作，克服种种困难，发扬不惧艰险、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对涉案的腐败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查处，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大局意识。办案人员通过对慕绥新、马向东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顺藤摸瓜，穷追不舍，相继挖出了藏身在沈阳市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国有企业内的一批“蠹虫”：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原局长郭久嗣，市烟草专卖局原局长周伟，市政府原副秘书长迟若岩、泰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和原副院长梁福全、焦玫瑰，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市国家税务局原局长赵士春，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田英杰，市财政局办公室原主任马声等。
　　2001年8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依法指定管辖，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法案件分别由辽宁省大连市、江苏省南京市等地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慕绥新、马向东、郭久嗣、周伟等16人被押上法庭，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其中，马向东、郭久嗣等2人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慕绥新、宁先杰、周伟等3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把腐败分子从权力位置拉下来并绳之以法，经历了干扰和反干扰、腐蚀和反腐蚀的尖锐较量。腐败分子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耐，迷信金钱和“关系网”的作用，大大地低估了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意志和能力。马向东被捕后，一方面拒不交代罪行，一方面通过收买看守人员遥控指挥其妻章亚非进行干扰办案活动。章亚非自信“只要关系找到，用足金钱，就一定能摆平（马向东）案子”，为此不惜巨资行贿送礼，找关系、通路子。在金钱面前，有的人为其出谋划策，有的人为其打探案情，传递材料，策划替马向东翻案。章亚非还四处递送材料，歪曲事实，诬告他人，企图为马向东鸣冤叫屈。
　　面对复杂情况，中央正确指挥，果断决策，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对马向东等人采取异地管辖措施，并继续侦查。同时，鉴于章亚非的行为已触犯刑律，司法机关将她予以逮捕。那些为马向东、章亚非奔走的人也受到处理。排除干扰后，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的腐败行为，带坏了队伍，败坏了风气，影响了沈阳市经济发展，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抹了黑
　　本该为沈阳市720万人民谋取幸福利益的权力，到了慕绥新、马向东等人手里却变成了权钱交易、中饱私囊的工具。他们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大肆索贿、受贿，几乎到了利令智昏的疯狂地步。
　　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就乱办事，是慕绥新、马向东等人奉行的办事“原则”。无论是批准调拨资金支持贫困县发展脱贫计划，还是同意补贴资金解决居民饮水问题，这些照理都是他们职务的正常履行，而慕绥新、马向东却搞起了“有偿服务”──把对方送来的数万元“感谢费”、“活动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慕绥新拿了周伟的10多万元贿赂，便违反组织程序和规定，仅在半年多的时间就把周伟从副处到副厅连提两级，让他当上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局长。曾任沈阳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的迟若岩，多次向马向东送去贿款，如愿地坐上了市政府副秘书长的交椅。
　　巨额贿金，从慕绥新、马向东那里不仅可以买到官爵，而且能“兑换”到贷款、工程项目、减免税费的批示以及种种无微不至的“关照”。因而在这些腐败分子的周围，总是簇拥着一些“大款”甚至黑恶势力人物。他们看中的正是慕绥新、马向东等人手里能够幻化万物的权力。
　　辽宁高明集团董事长刘宝印因贩私一夜暴富，他结识慕绥新后不断送钱送物。刘宝印一语道破他的用心：“用钱铺路，相信慕绥新会给我办更多的事。”有了金钱的“滋润”，慕绥新为刘宝印减免了数百万元工程项目税费，甚至尽心尽力地帮助他推销走私轿车。慕绥新所收受的贿赂中，有近一半出自像刘宝印这样的“大款朋友”。在帮助一名“大款”缓交、减免有关税费后，马向东指使宁先杰向对方一次就索要了美元50万元。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头目刘涌，通过向马向东、刘实、焦玫瑰等人行贿，为自己编织了厚实的“关系网”和“保护伞”，一度在沈阳市呼风唤雨，为非作歹，由昔日一个地痞流氓摇身变为拥有资产总额达数亿元的嘉阳集团董事长。
　　这些腐败分子除了自己直接收受贿赂和礼金外，还纵容、支持配偶、子女公开捞钱。慕绥新的前妻、女儿、女婿在沈阳市先后注册了十几家公司。慕绥新为他们谋取非法利益打招呼、批条子，直接给予关照。他的女儿倚仗特权垄断了沈阳市灯箱广告的经营，聚敛了巨额财富。慕绥新、马向东两人的妻子还伙同收受贿赂。在慕绥新收受的贿赂中，其前妻贾桂娥经手的贿款就高达70余万元；平某于1999年5月同慕绥新结婚后，在一年多时间内就收受了100多万元的钱财，她驾驶的高级进口轿车是慕绥新向某私营企业主“借”来的，她用的一张储值为20万元的银行信用卡也是别人“孝敬”慕绥新的。
　　身为沈阳市政府主要领导，慕绥新、马向东不仅毁了自己，更严重的是带坏了班子，带坏了队伍，败坏了风气。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涉及沈阳市23名市、局级领导干部。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原局长郭久嗣受贿人民币204.9万余元、美元2.5万元、港币6万元和股票3.4万股，他还利用受聘于某公司的便利，受贿人民币67万元；周伟受贿价值人民币192万余元，侵吞公款人民币18.6万元，向慕绥新等人行贿价值人民币31.5万余元。其他如宁先杰、迟若岩、贾永祥、梁福全等人受贿数额都达百万元人民币之巨。一些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违规“下海”经商办企业，在当地造成极坏的影响。
　　沈阳市党政干部中送礼之风一度愈刮愈烈，慕绥新、马向东起到了极为恶劣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慕绥新出国出差、生病住院、母亲过生日，都不乏市、局、处级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送来“红包”。他因病到北京住院治疗的一个月内，“看望”的沈阳市委、办、局以及区县的负责人纷至沓来，又多半留下“红包”，“让市长补养身体”。自从当上副市长后，马向东春节收受下级干部的“红包”逐年递增，一个春节下来，他就有数十万元人民币的“进账”。
　　上梁不正下梁歪。收送“红包”之风在沈阳市一些干部中蔓延开来，对上送，对下收，数额从数千元到数十万元，币种从人民币到美元、澳大利亚元、港币等。办事送“红包”“感谢”，不办事也送“红包”，还美其名曰“联络感情”。这其中有相当一批行为属于权钱交易的行贿、受贿性质。“红包”绝大多数来自公款，因此，收送“红包”之风又助长了沈阳市一些政府机关私设“小金库”的现象，葬送了一批干部的政治前程。
　　握有沈阳市土地审批大权的慕绥新、马向东，一手索贿、受贿，一手随意审批土地、减免税费。他们的腐败给沈阳市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由于他们胡乱批地，沈阳市从1997年至2000年期间，行政划拨供地竟占城市建设供地总量的77％。如此高的比例背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据调查，2000年，沈阳这个特大城市批租土地收回的出让金仅为人民币7000万元，而附近一个批地量远不及沈阳的中等城市，同年收回的出让金却高达人民币2.8亿元。
　　慕绥新、马向东等人放弃世界观改造，理想信念动摇，革命意志衰退，终被腐朽思想吞噬
　　循着慕绥新、马向东等人堕落的轨迹，不难发现他们在思想上几无堤防可言，抵御不住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他们在出卖权力的同时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落入法网后，慕绥新、马向东等人追悔莫及。慕绥新在对他的罪行进行反思时说：“不听党的话，不讲政治原则，放弃思想改造，这是我走向反面的根本原因，也是我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
　　从1978年底入党并很快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慕绥新起初还比较谨慎，但随着职务的快速升迁，他渐渐地忘乎所以，把政治学习和党性锻炼扔在一边。特别是就任沈阳市市长后，他经常不参加党委中心组的学习，支部组织生活也很少到场。在他的秘书印象里，慕绥新任市长的前两年仅参加过一次支部组织生活。马向东从一名工人一步步走上常务副市长岗位，他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他好赌不好学习，讲“哥们”义气不讲党性修养。组织上安排他去党校学习，他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吃喝玩乐上，甚至多次同宁先杰、李经芳偷偷飞到境外赌博。
　　对正在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些腐败分子置若罔闻。市委根据中央要求，组织全市局以上干部集体观看反腐倡廉影片《生死抉择》，慕绥新竟以开市政府常务会为借口，不许任何人请假。放映现场留给慕绥新等市政府领导和一些委办局主要负责人的座位空空如也。
　　缺乏科学理论的武装，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发生扭曲，丧失了最起码的政治鉴别力和抵抗力。他们对社会上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方式，从“看不惯”发展到羡慕、追求；从最初接收别人一条烟、一瓶酒脸红心跳，发展到毫无廉耻地成千成万地索贿受贿、疯狂享乐。贾永祥在忏悔书中写道：“随着社会活动的增多，自己的思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从对穿戴不太讲究，到羡慕并追求像私营老板那样穿戴名牌；由看不惯挥金如土，到自己也想那样做，琢磨如何想办法去赚钱……”慕绥新、马向东、郭久嗣、贾永祥、梁福全等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由此发生严重混乱，经不起金钱、美色、物质利益的诱惑，先从生活作风上打开缺口，傍“大款”、养情妇、迷赌博，沉湎于腐朽糜烂的生活，以至堕入犯罪泥潭而难以自拔。
　　一位哲人说：“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生活。”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热衷于穿名牌、戴名表、住豪宅，崇尚享乐主义，丧失了艰苦奋斗精神；热衷于讲排场、耍威风、图虚名，大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失去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共产党员的本色，在这些腐败分子身上已经荡然无存。
　　同腐朽思想如影相随的，是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的权欲恶性膨胀。他们独断专行，飞扬跋扈，视党纪国法如无物，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严重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身为市委副书记的慕绥新，常常借故不参加市委常委会，对集体的决定，他要推翻就推翻，许多重要问题和决策就凭他一句话而定夺。他要提拔沈阳市客运集团原总经理夏任凡，遇到集体抵制，就强行将原属市交通局的客运集团改为市政府直属企业，夏任凡原地不动就提了级。土地开发中应收的上千万元的税费，慕绥新、马向东大笔一挥说免就免，根本不经集体讨论决定。讨论、研究问题时，下级若有不同意见，慕绥新就大声训斥，满嘴污言秽语。他曾狂妄地称：“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马向东任常务副市长后，不可一世，他常说：“沈阳市的事，大事和老慕说一声，其他事就是我说了算。”
　　团伙性是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典型特点。这与慕绥新、马向东等人把党的组织原则抛置脑后，大搞团团伙伙直接相关。他们以我划线，任人唯亲，培植个人势力。慕绥新在他的圈子里被尊称为“大哥”，他的那帮人经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有事找大哥”。马向东同宁先杰、李经芳等人相互称兄道弟，一起吃喝玩乐，一起到境外赌博，又一起进行经济犯罪活动。慕绥新、马向东等人就这样各自形成了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同流合污的“小圈子”。他们自以为“铁哥们”不会说出内幕，自以为交往深厚的“大款”不会“出卖”自己，自以为“关系网”盘根错节不会被撕裂，肆意放纵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
　　这些腐败分子自恃手段高明，极善表演和伪装。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大耍两面派。慕绥新不顾沈阳的现实条件和承受能力，大肆举债搞“政绩工程”，摆出一副锐意改革、勤政为民的模样；马向东让人替他写文章，侈谈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荣辱观，大讲城市战略新思考，把自己包装成开拓进取、年轻有为的形象；宁先杰装模作样地主动上交礼金十几万元，骗得“廉政干部”的好名声；贾永祥生活极其糜烂，在同事眼里却“正派、老实”；受贿90余万元的赵士春逢场作戏，多次在局机关内做廉政建设报告……有了层层的伪装，慕绥新、马向东等人更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然而，伪装终究是伪装，迟早总会被剥去。
　　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从反面告诉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尘埃落定，池水澄清。迷离的事实已大白于天下，沦为罪人者已受到法律的惩处。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带给人们的思考，却如警钟时时给人以启迪和警醒，成为我们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又一警世教材。
　　警示一：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思想保证。
　　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当前，国内外环境纷繁复杂，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每一位领导干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冲击。如果像慕绥新、马向东等人那样，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不努力加强党性锻炼和提高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就不可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不可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就会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经受不住考验，一步一步地蜕化变质，沦为人民的罪人。
　　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正廉洁，始终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息息相通。政风廉洁，从来是赢得民心，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一环。而慕绥新、马向东等腐败分子，利字当前，先为自己和配偶、子女着想，先为自己的小团体着想，把人民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抛在脑后，结果发生了形形色色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骄奢淫逸、贪赃枉法的行为。如果不从思想上牢牢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不解决怎样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任由像慕绥新、马向东这样的腐败分子滋生蔓延，改革、发展、稳定就会失去坚强的政治保证，党和政府就会严重脱离群众，走向亡党亡国的危险境地。严惩慕绥新、马向东等腐败分子，正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意志。
　　警示二：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党内一些人逐渐不思进取、好逸恶劳，不愿意艰苦奋斗，热衷于贪图享乐，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慕绥新、马向东等人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之所以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腐败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我们党是执政党这一条件，利用了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对于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以及一些部门的“一把手”，有关的党组织没有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和严格监督；对于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的蛮横粗暴工作作风和严重践踏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做法，其所在的党组织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基本上放弃了教育、监督的职责，没有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斗争，客观上助长了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的恶劣作风，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对他们的选拔任用也没有严格把关，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这方面的教训极为惨痛和深刻。
　　发展党内民主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就能够有效地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保证领导班子成员依纪依法办事，防止发生各种违纪违法行为。在沈阳发生的腐败案件中，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独断专行，大搞“一言堂”，肆意践踏民主集中制，使得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形同虚设，不讲原则、不负责任的逢迎拍马之风盛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一项重要而严肃的政治纪律，必须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对违反甚至肆意践踏这一制度的领导干部，必须及时处理，绝不能纵容、姑息。
　　警示三：通过体制创新，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逐步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坚持标本兼治，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是党在反腐倡廉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纵观慕绥新、马向东等人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和发展可以发现：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没有完全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实现，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依然存在，这就为慕绥新、马向东等少数人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因此，必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避免或减少行政手段介入和干预经济活动。
　　事实表明，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还是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还是作风漂浮、搞花架子；是鼓实劲、求实效，还是为自己制造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往往对周围群众的积极性乃至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工作有着重要影响。慕绥新、马向东等人无疑对此作了反面注解。因此，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必须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要按照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落实人民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在领导班子中建立年度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制度，不断扩大公开选拔干部的比例。总之，要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慕绥新、马向东等腐败分子用他们自身的毁灭，再次向世人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