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
　　19世纪60年代，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由于在中国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而困难重重：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材缺乏等等。这使洋务派意识到必须是“由富而强”，“寓强于富”。从70年代开始，洋务派“自强”兼及“求富”，在继续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着手筹办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工业。李鸿章为了挽回沿江沿海的航运业，抵制外轮的侵夺，委派沙船富商、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朱其绍兄弟在上海洋泾滨永安街设局招集商股，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司”。
　　这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成立时有轮船6艘，从事客运和漕运等项运输业务，为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开办后由于亏损严重，朱其昂被迫辞职。次年7月，李鸿章改轮船招商公司为轮船招商局，委派上海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1876年有轮船11艘，1877年又以222万两银子买进美商旗昌洋行的旧船16艘，及其码头、仓库等财产，招商局初具规模。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资本共计420余万两，是民用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企业之一。
　　招商局成立后，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与外轮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华的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轮船公司，联成一气，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想挤垮招商局。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使招商局转亏为盈。结果旗昌公司反遭破产，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与招商局三次(分别为1877、1883、1889)签订“齐价合同”：中外公司在各条航线上共同议定统一的价格，确定水脚收入和货源分配方案。这是一个双方妥协折中的方案。但从招商局讲，却具有打破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积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利。

1912年12月23日，中国政府对英国于8月17日照会中所提五点《节略》，逐条作出正式答复，声明：(1)中国对西藏拥有全权，惟现时无意改西藏为行省，但亦不许其他一切外国干涉西藏之领土权及内政。(2)中国于西藏为履行条约，维持治安，必须驻有军队，但非无限制。(3)中英已两次订阅关于西藏之条约，今无改订新约之必要。(4)中国政府并无有意阻断印藏交通之事，以后更当加意保护。(5)承认中华民国不能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深望英国先各国而承认。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３日，美国新泽西州墨累山的贝尔实验室里，３位科学家——巴丁博士、布菜顿博士和肖克莱博士在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做着实验。
　　他们在导体电路中正在进行用半导体晶体把声音信号放大的实验。３位科学家惊奇地发现，在他们发明的器件中通过的一部分微量电流，竟然可以控制另一部分流过的大得多的电流，因而产生了放大效应。这个器件，就是在科技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晶体管。正因它是在圣诞节前夕发明的，而且对人们的生活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所以被称为“献给世界的圣诞节礼物”。因此，这３位科学家共同荣获了１９５６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１９５６年，当３位发明家荣获诺贝尔奖时，他们的科技成果正阔步走进世界亿万人民的家庭，应用在电视机、收音机、高保真音响等设备里。
　　晶体管促进并带来了“固态革命”，进而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半导体电子工业。作为主要部件，它及时、普遍地首先在通讯工具方面得到应用，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晶体管彻底改变了电子线路的结构，集成电路以及大规模集成电路应运而生，这样制造像高速电子计算机之类的高精密装置就变成了现实。

1948年12月23日凌晨，在日本东京的刑场上，绞刑架上挂着6具尸体，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6名甲级战犯。其中有一名叫东条英机，他是日本法西斯军阀的巨头，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犯之一，是屠杀中国人民的最凶恶的刽子手。
　　东条英机于1884年12月30日，出生在日本东京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在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担任大本营参谋，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立过“汗马功劳”。东条英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自幼就受到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东条英机16岁时，就进入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系统地接受军事训练。之后又在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5年毕业，这时他只有21岁，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并侵入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战后被提升为中尉，并进入陆军大学学习。他效忠天皇，为事专断，武士道精神十足，有“剃刀东条”之称。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全面的侵略战争，作为日本侵华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指挥侵略军先后占领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到处烧杀奸掠，数以千计的村庄被焚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被杀害。东条英机在中国的暴行，使他更为日本军阀所赏识，1938年12月被提升为陆军航空总监，统辖日本陆军航空部队。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扩大，东条英机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41年近卫内阁倒台，东条英机当上了首相。为了扩大侵华战争和远东战争，他在内阁特设“大东亚省”，进行所谓“大东亚圣战”，疯狂地向外侵略，把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终于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1949年12月2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明确了新中国教育的总方针是：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会议指出当前全国教育工作的具体工作方针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稳步前进的方针。改革旧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新人民政权所取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旧中国的文教事业基本上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把持，成为它们宣扬反对思想，培养势力的工具。旧的学校中教育内容、学制、系科设置、教学方法等等均不合适新时代的要求。为使教育事业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贯彻理论与实际相一致，为人民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党和人民政府对旧有的文教事业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项。在文化事业方面：(一)明确提出“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方针；并号召戏曲界“改戏、改人、改制”。(二)确定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三)对医药卫生工作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项原则。在教育事业方面：(一)改革旧的学制。(二)大力发展工农教育。(三)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四)全面调整高等院校系科设置。(五)改革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六)在高等院校中试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上改革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文教事业面貌一新。文教事业面貌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全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对于推动其他各项工作的进行起了良好作用。

1980年12月23日，第一只人工授精怀胎的美洲狮在英国伦敦动物园出世。据报道，在这只美洲狮出生前曾进行了三年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的成功是对保障繁殖美洲狮和其它濒临绝种的动物的一个突破。母狮在人工授精前注射了荷尔蒙，以引起卵巢的兴奋活动。在长达九十五天的怀胎期间，检查了血液中荷尔蒙的液位，并用纤维光学的检验方法观察了子宫。这只小美洲狮出生时重约零点四公斤，一个月后已达二点五公斤，取名“庞妮”。

1996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华裔艾滋病研究专家何大一最近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1996年“风云人物”。
　　何大一是纽约阿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他发明出一种治疗艾滋病病毒的“鸡尾酒式”疗法，即让病毒早期携带者服用由多种抗病毒药物配制而成的混合药品，并取得了显著疗效。
　　1996年最后一期《时代》周刊称赞“何大一虽然默默无闻，但他为创造历史做出了贡献”。他的功绩在于将艾滋病研究的重心由后期治疗转向前期治疗。他的这一“突破”性进展将有可能为人类最终治愈艾滋病而铺平道路。艾滋病已成为一种世界瘟疫。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已高达2260万人。
　　何大一出生在中国台湾省，12岁时移居美国。他从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艾滋病。

1998年12月23日，北京数千辆整车“面的”在首钢被请进了化铁炉。作为北京市治理大气污染紧急措施中的一项，尚在运营的1993年底前生产的1.8万辆“面的”将被整车报废。
据介绍，1辆新“面的”在时速40km／小时的尾气排放量是普通小客车的1.46倍，而1辆使用了5年的“面的”，其尾气排放量则是普通小客车的78倍。在北京140万辆机动车中，2万辆“面的”的尾气污染，竟占全北京尾气污染总量的15%有关方面称1999年国庆节前，“面的”将在北京街头消失。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３日，比利时最高法院结束了对“阿古斯塔和达索贿赂案”的审理，以腐败罪（受贿）的罪名判处主犯、前北约秘书长克拉斯有期徒刑３年（缓期执行），剥夺政治权利５年。涉嫌此案的法国达索公司总裁达索、前比利时国防大臣戈姆等人也分别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阿古斯塔”、“达索”分别是意大利和法国两家军火公司的名字。这两家公司在８０年代末为获得比利时的军火订单，曾向当时执政的比利时法语社会党和荷语社会党提供了政治捐款，以金钱换取了合同。比利时媒体称此为比利时历史上最大的一桩政治腐败丑闻，因其延续１０年之久而被称为“世纪之案”。
　　这一案件的经历颇为曲折复杂。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８日，比利时著名政治家、法语社会党创始人库尔在列日市遭枪击身亡。库尔是在走出他情妇的家门时，被人用手枪在近距离射杀的。当地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不久，列日市女法官安希接手此案。她发现库尔之死很可能是政治谋杀。在她查阅的法语社会党的财务档案中，有数笔款项与阿古斯塔公司和达索公司有关。安希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两桩“金钱换合同”的交易。
　　尽管库尔被害案至今未破，但由此案牵连出的社会党接受贿赂一事却被司法部门穷追不舍。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８日，比利时政府与阿古斯塔公司签约，购买了４６架Ａ—１０６军用直升机，价值１２０亿比利时法郎（约合３．２亿美元）。１９８９年６月比利时政府又与达索公司签约，由该公司为比空军Ｆ—１６型战斗机装备新的电子设备。这两家公司为获得订单很可能给法语和荷语社会党送了“红包”，数额估计在２００万美元左右。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高官纷纷被揭露出来。国防大臣戈姆，法语社会党主席布斯坎，荷语社会党主席、外交大臣范登布鲁克等相继被迫辞职。１９９５年３月７日，此案的知情人、比利时前空军参谋长勒费尔中将突然在一家旅馆死去。后经警方确认，勒费尔系自杀。这件事促使司法部门加快调查，并迅速将目标对准了此案的核心人物、合同的签字人克拉斯。
　　克拉斯从１９８８年５月开始先后在两届比利时内阁中担任副首相兼经济大臣和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曾经手过这两笔军火合同。克拉斯又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当时任北约秘书长。克拉斯曾再三声明对此事完全不知。１９９５年２月，法语社会党前司库芒热被捕，承认了社会党确实受贿，并供出他曾在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９日将此事告诉过克拉斯、范登布鲁克等社会党领导人。事已至此，范登布鲁克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而克拉斯却改口说“记不清了”。随后，警方又逮捕了克拉斯的前办公室主任德朗格。
　　１９９５年４月７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决议，允许最高法院传讯克拉斯、戈姆和荷语社会党前主席托巴克等人。９月中旬，最高法院向议会递交了调查报告，要求将克拉斯交由法院审查。议会在听取了克拉斯的申辩后进行了表决，以９７票赞同、５２票反对和１票弃权，批准了法院的要求，决定以涉嫌受贿和伪证罪将克拉斯送交最高法院审判。克拉斯随即宣布辞去北约秘书长一职。随后，比利时最高法院在持续调查、取证近３年后，于１９９８年９月２日开庭审理此案。

1999年12月23日中午，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发生了军人持枪抢劫大型商业中心的事件。下午3时左右，军人占领了国家电视台和电台。据说，他们是前驻中非维和部队的士兵，因政府拖欠军饷而发生哗变。但人们感到奇怪的是，警察和宪兵都说，他们接到了上级的命令，不干预，不与哗变军人发生冲突。这使人们想到，科前总统博瓦尼处理一次兵变的手法就是欲擒故纵，等士兵们闹够了、闹累了，然后再满足他们的要求，事态也就平息了。
　　12月24日上午，贝迪埃总统赶回阿比让与哗变军人进行谈判。哗变军人要求释放被监禁的反对党领导人，总统予以拒绝，谈判陷入僵局。随后，军人占领了阿比让国际机场，打开阿比让监狱释放了所有反对党领导人和政治犯，同时，监狱里的6500多名囚犯也乘机逃出。到了中午，曾被贝迪埃总统免职的科特迪瓦前三军参谋长盖依将军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他说了简单的3句话：贝迪埃已不再是总统；解散政府、议会、宪法委员会等权力机构；不久将成立一个“共和国公共救国委员会”。
　　12月25日上午，盖依宣布成立由1 0名军官组成的“共和国公共救国委员会”，并表示要恢复民主秩序。下午，电视台播放了原执政党和各军种主要领导人支持政府的讲话的镜头，特别是原执政党的2号人物也开始向支持政变军人的方向转变。鉴于阿比让的动荡局势，法国政府宣布，将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增派4 0多名军人到阿比让，并调遣300名军人到达喀尔待命，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保护法国侨民的安全。盖依将军也发布命令，要求在第二天的宵禁中对抢劫者格杀勿论，果然，当晚的局势平静多了。
　　12月26日下午1时左右，一架直升机从法国驻科特迪瓦第43步兵营起飞，将被革职的科特迪瓦总统贝迪埃及其家人带到了多哥首都洛美。与贝迪埃一起躲进法国军营的政府总理敦坎、国防部长恩加塔和安全部长科内3人也于当晚到达洛美与贝迪埃会合。27日，贝迪埃离开洛美前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至此，科特迪瓦军事政变告一段落。
　　12月27日，盖依将军宣布，“共和国公共救国委员会”将组成一个新内阁。军方的这一系列举动再加上贝迪埃的离去，使盖依将军新强人的地位得以加强。

2002年12月23日下午，北京现代·索纳塔轿车在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现代”厂房正式下线，几代北京汽车工业人的轿车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出席了庆典。
　　作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批准的第一个汽车生产领域的合资项目，由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与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共同出资创立的“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于2002年10月18日正式挂牌。11月18日，北京现代·索纳塔轿车生产正式启动。12月10日，北京现代销售点正式接受预定。据介绍，年内，“北京现代”生产的索纳塔轿车产量预计达到2000辆。2003年，“北京现代”计划产销轿车5万辆，2005年将形成30万辆的规模。
　　记者在庆典现场看到，已经完工的总装线、涂装线及索纳塔主要部件生产装配线已经在宽敞明亮的厂房中运行。据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和谊介绍，经过工厂改造和建设，厂区生产部分面积已达到9万平方米，设备吨位达到1.1万吨，除总装线外其他工艺自动化率达到80％，并将完成投资24亿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刘淇，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以及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会长郑梦九等参加了庆典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