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利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的有利时机发展到10万人，红色政权也更扩大。10月，军阀大战结束后，蒋介石集合7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总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主力近6个师于11月上旬由南昌西南的上高、高安、樟树(今清江)等地分路向吉安、吉水、永丰、宜黄等地进攻。红军第一方面军约4万人，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力由新喻(今新余)、清江(今临江)一带东渡赣江，转到樟树、抚州以南地区，实行战略迟却，依靠根据地优越条件反攻歼敌，粉碎“围剿”。12月27日反“围剿”战争开始。红军以1个团箝制东面源头、洛口、头陂等地之敌，以小部兵力箝制西面进攻约溪之敌，主力于30日分路向龙冈之敌发起猛攻，昼夜激战，俘国民党总指挥张辉瓒以下9千人。后在东韶地区又将国民党第五十师歼灭一半。余敌纷纷溃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根据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成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等国为了稳定战后的国际货币金融，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常设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成立的。1947年11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在地是美国的华盛顿，现在该组织已有一百多个成员国。它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便利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平衡发展；促进汇兑稳定，维持有程序的汇兑安排，并避免竞争性的外汇贬值；协助建立关于成员国之间货币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和消除阻碍世界贸易的外汇限制。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由各成员国委派理事和副理事各一人组成。执行董事会负责日常工作，董事会之下按地区和职能设置许多业务部门。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组织成员国按议定的份额筹集资金，通过贷款调整其成员国国际收支的暂时失调。该组织在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这是作为基金组织成员国原有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也是国际流通手段的一个补充。特别提款权根据成员国所缴的份额按比例分配，它可以同黄金和外汇一起用作成员国的货币储备，现被货币基金等组织作为其份额、贷款的计帐单位。该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会员国缴纳的基金份额和在国际资金市场上的借款。
　　国际货币的贷款仅限于向会员国政府发放，主要用于解决会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贷款额度与会员国缴纳的份额成正比；贷款采取由会员国用本国货币向基金组织申请换购外汇的方式，亦称购买或提取；还款时，以黄金或外汇买回本国货币，称为购回。基金组织发放的贷款种类有：普通贷款、出口波动补偿贷款、缓冲存货贷款、石油贷款、中期贷款、信托基金和补充贷款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80年4月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我国已在该组织设立了执行董事办公室，参与货币基金的管理，基金组织也向我国提供一定的技术援助，并帮助培训金融管理人员。

1949年12月27日“国民政府”“西南军政副长官”胡宗南辖下的6个兵团，在解放军第二野战 军主力和第一、四野战军各一部的军事围困和政治攻势之下，其中5个先后宣布起义，仅李文第五兵团仍负隅抵抗。同日，解放军向这个兵团盘踞的成都地区发动总攻，仅用1天，即将其歼灭，并俘虏了兵团司令李文。成都被克。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就此覆亡。
　　11月底，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在西南战役中被全歼。
　　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分别宣布率所部起义，云南、西康宣布和平解放。至12月，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行动已完全失败。
　　12月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成都召开会议，决定将“政府机关”迁往台北。从此，国民党势力退出了中国大陆历史舞台。

1955年12月27日，位于北京官厅水库旁的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施工、建造的自动化水电站——官厅水电站建成发电。这个水电站自1954年4月开始兴建，比原计划提前3个月建成。它主要依赖于能蓄水22.7亿立方米的官厅水库的水作为动力来发电，每年可发出相当于用10万多吨煤发出的电力。整个水电站工程由输水隧洞、洞压井、主厂房、中央控制室组成，可以自动控制隧洞进口水量。主厂房高30米，一部分建在永定河水下，安装3套中国自制的第一轮水轮发电机。

1978年12月27日，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的五十名访问学者乘飞机抵达华盛顿。他们在机场受到美国国际交流署署长约翰·莱因哈特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副主任韩叙等迎接。
莱因哈特署长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他们在美国学习期间取得良好成绩。韩叙副主任说，中国学者不但能有机会向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能为增强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他们的贡献。

1991年12月27日， 俄罗斯联邦在联合国正式取代前苏联的席位，联合国总部大厦前的前苏联国旗也换成俄罗斯国旗。
　　由于联合国各成员国的旗帜是根据其国名的字母顺序排列的，俄罗斯的三色国旗在罗马尼亚与卢旺达两国的国旗间升起。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已将俄罗斯要求继承前苏联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和在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中所占席位的申请通知了联合国各成员国。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７日，韩国汉城地方法院以违犯《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及业务过失致死罪的罪名，分别判处三丰集团会长李和三丰百货大楼社长李汉祥１０年６个月和７年有期徒刑。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９日，位于汉城瑞草区的三丰百货大楼发生倒塌事故，造成５０２人死亡、９３７人受伤。
　　法院的判决书说，三丰百货大楼倒塌事故是韩国社会蔓延的劣质施工和官僚腐败造成的恶果，７３岁的三丰集团会长李等被告无视建筑法的有关规定而强行施工，并为追求利润不惜向公务员行贿，对百货大楼进行改建，从而导致惨祸的发生。
　　法院分别判处两名收受贿赂的瑞草区负责人李忠雨和黄哲民有期徒刑３年和２年６个月，并分别处以１３００万韩元（约１．７万美元）和１２００万韩元（约１．６万美元）的罚款。他们被指控收受了相同金额的贿赂。
　　法院还对与事故有关的施工公司职员、公务员等作出了不同刑量的判决。

1995年12月27日，法国格勒诺布尔市检察长让－弗朗索瓦·洛朗公布了对“太阳圣殿教”教徒集体死亡案的初步调查结果。
　　12月23日，法国警方在法国东部城市格勒诺布尔附近山区发现了太阳圣殿教16名教徒的尸体，其中3名是儿童。14具尸体呈太阳状圆形排列，另外两具尸体在圆圈之外，尸体均已烧焦。
　　洛朗说，两天来，4名法医对16具尸体进行了解剖，确定这些人是在12月16日凌晨1时或2时后死亡的，其中14人死前曾服用镇静剂，已呈昏睡状态，他们的头部和胸部都有枪眼。这位检察长说，他们很可能在躺下后，身上被浇上易燃液体，然后，由另外两人开枪打死的。开枪者可能是两名属于“太阳圣殿教”的法国警察。两名警察在杀死其他成员后，也在自己身上浇上易燃液体，然后举枪自杀。
　　洛朗说，调查人员在他们的右手旁各发现一支手枪，另外还在现场发现了两支卡宾枪和一些装过燃料的空酒瓶。
　　洛朗还透露，警方在死者留下的一辆汽车中找到了16本护照，但16名死者的身份还未完全确认。他强调说，这只是初步的调查结果，警方“并不排除”另外还有人参与制造这场惨案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1979年12月27日，阿富汗发生了政变。在首都喀布尔发生了动用坦克和大炮的激烈战斗之后，哈菲祖拉·阿明的政权被推翻，曾在塔拉基政权时期担任阿富汗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副总理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组成了政府。
　　喀布尔电台12月27日晚上宣布，阿富汗新政府要求苏联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政治、道义和经济援助”。
　　阿富汗政变引起了美国官方的严重关切。卡特总统将中断他在戴维营的假期回到华盛顿，以便同高级外交、军事顾问商讨阿富汗最新局势和伊朗问题。
　　1979年9月16日，哈菲祖拉·阿明推翻了塔拉基政权，担任了革命委员会主席。塔拉基政权是在1978年4月通过政变上台的。
　　据报道苏联军队同阿富汗正规军在喀布尔发生了激烈的巷战。苏联军队击毁了两辆阿富汗军坦克，穿着全套军装苏联军官袭击并占领了位于喀布尔市中心靠近美国大使馆的广播电台。这是1968年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来又一次直接参与的国际事件。12月24—26日，苏联出动200架次的大型运输机，突击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运送了5000多人的军队、300辆装甲车和几十辆坦克，使苏联驻喀布尔地区的部队增加到近1个师的兵力。这些部队控制了喀布尔空军基地和各个军事要地。与此同时，在与阿富汗接壤的苏联边境地区，还有5个师处于集结待命状态。
　　12月28日，政变后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气氛仍然紧张。苏联军队一直在街上巡逻，米格飞机昼夜不停地在上空飞行。喀布尔国际机场已经关闭。喀布尔同外界的电话、电讯联系也已经被当局切断。
　　12月30日，据报道：苏联在阿富汗的军队已经增加到大约2.5万到3万人。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约50岁，出身于普什图族的贵族家庭，曾任阿富汗议员，1967年担任人民民主党旗帜派领袖。1988年4月，他帮助塔拉基发动政变，推翻达乌德政府。在塔拉基政府中，卡尔迈勒曾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副总理。不久，塔拉基派他出任驻捷大使。阿明搞掉塔拉基后，要卡尔迈勒回国，他拒不从命，后来一度不见踪影。
　　在这次政变成功后，卡尔迈勒赞扬塔拉基是“革命烈士”；他还说，“我们已经重新掌权”。

2002年12月27日，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江苏省、山东省施工现场同时举行。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发来贺信。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会场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发表讲话。
　　半个世纪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南水北调工程十分关心、高度重视，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凝聚了新中国几代工程技术人员的心血和智慧。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在深入开展规划、设计和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提出了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并反复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方案基本成熟。最近，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决定开工兴建南水北调工程。
　　27日上午，设在人民大会堂的主会场布置得隆重而简朴。10时，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开始。典礼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主持。曾培炎首先宣读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贺信。
　　江泽民在贺信中说，南水北调工程是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事关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长远利益。他向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建设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广大工程建设者表示诚挚的问候。
　　江泽民在贺信中说，兴建南水北调工程，对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局面，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项水利工程规模宏大，纵跨四大水系，涉及地域广，建设时间长，任务十分艰巨。希望沿线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参与工程建设的部门和单位，发扬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切实加大节水、治污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周密组织、严格管理，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团结协作、群策群力，确保南水北调工程顺利实施并如期发挥效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新贡献，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发表了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南水北调是一个科学的工程。几十年的规划设计、科学论证和反复选比，凝聚了各方面专家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心血和智慧。决策过程充分发扬了民主。南水北调是一个具有综合效益的工程。按照经济规律建立工程建设管理体制、调水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合理配置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和生态用水，兼顾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南水北调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工程。总体规划把节水、治污和生态环境保护摆到突出位置，提出保持水源地一池清水、建设清水廊道的目标，统筹规划了东、中、西三条线路以及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的水资源配置。
　　温家宝强调，南水北调工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是事关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千秋伟业，必须把工程质量放在第一位。要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把科学研究贯穿工程建设全过程。要实行严格的工程设计、施工、监理责任制，确保工程建设万无一失。要推进工程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的创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工程效益。我们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依靠广大工程建设者的艰苦奋斗，依靠各地区、各部门的团结协作，一定能够把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世界一流工程，建设成为永载史册的丰碑。
　　温家宝在讲话结束时引用恩格斯的一段名言与大家共勉，希望引起更加警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温家宝强调，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必须始终坚持科学求实的态度，不断深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及时修正和完善方案，使其更加符合客观规律，使工程发挥最大的效益，为人民造福，为子孙后代造福，为中华民族造福。
　　10时15分，江苏省、山东省主要负责人分别在南水北调三阳河、潼河、宝应站工程和济平干渠工程开工典礼分会场报告开工准备完毕。随即，朱镕基总理宣布：“南水北调工程开工！”人民大会堂主会场掌声雷动。江苏、山东施工现场马达轰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在江苏分会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刘淇在人民大会堂主会场出席开工典礼。在北京主会场出席开工典礼的有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五省市政府负责人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
　　据介绍，南水北调工程将首先启动东线第一期和中线第一期工程，东、中线一期主体工程投资1240亿元。工程建成后，将使北方受水地区增加134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27日正式开工的江苏段三阳河、潼河、宝应站工程和山东段济平干渠工程是东线首批工程。

1915年12月27日，逃匿于美国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
　　黄远生，名为基,字远庸,又字远生。江西九江人。1885年1月15日生。1904年考中进士。赴日留学,在中央大学专攻法律。回国后,历任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法政讲习所讲员等职。公余从事报业活动。辛亥革命后，辞去官职，专心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申报》、《时报》、《东方日报》、《少年中国》、《庸言》、《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特派记者、主编和撰述。所写《官迷论》、《三日观天记》、《外交部之厨子》、《北京之新年》等通讯，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袁世凯筹备称帝期间，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坚辞不就,并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决绝。1915年冬赴美访问。后被杀。
　　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记者自勉，文字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有影响的新闻通讯记者。所写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4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