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关于人民音乐家聂耳的生辰，音乐界一直认为是2月15日，还一度将此日定为中国音乐节。后经过认真查对，聂耳的生日是2月14日，这一差错，是因为农历和公历推算不够准确所致。
　　聂耳是我国人民熟悉的音乐家，1932年8月至11月，曾在北京(当时称北平)生活。这段生活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于他在思想上、艺术上走向成熟有着重要的影响。
　　聂耳的艺术生活勤奋刻苦，来北京时，他随身带来了心爱的小提琴。到达北京的当天，他安排住房，与友人谈话，游中山公园，晚上10点才回到住处，但仍然没有忘记练琴，他在这天的日记上写着：10时回，拉琴。”到京后的第三天，他就动手用破木板做了一个乐谱架，搁在箱子上面，放上琴谱，拉起了基础练习。聂耳住的那间小屋又黑又潮，霉味熏鼻，蚊虫很多，尤其在他练琴的时候，琴弦嗡嗡响招来了许多蚊子。每天，他的脸、脖子和手臂上都有十来处被蚊子叮咬的伤痕。有时候，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到庭院的槐树底下练琴。
　　9月中旬，聂耳报考了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他在考卷中的“党义试题”中，写了《国难期中研究艺术的学生之责任》，在“国文试题”中，写了《理想的精神之寄托》等，初试即“落第”了。
　　这一失败，并没使聂耳灰心，他找到了当时在北京的外籍教师托诺夫—一位著名的提琴教授。托诺夫曾教过冼星海和刘天华，但他收费很高。聂耳为投师名家节衣缩食，学习期间他将老师的要求和他自己的心得一条条地写在笔记本上。但因担负不起高昂的学费，他只上了四次课，就退学了，告别的时候，托诺夫惋惜地对聂耳说：“你是一个顶聪明的孩子，你将来的提琴会拉得不错的。”
　　除了学习小提琴之外，聂耳在北京还十分注重学习北方的民间音乐，他曾去听过大鼓等北方曲艺，几次到天桥去听民间艺人的演唱，看过富连成科班的演出。他像海绵吸水一样充分吸收着知识的营养，丰富自己的艺术积累。
　　聂耳在北京的时候，正值“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后，北京学生和群众的爱国运动热潮也吸引了他。聂耳满怀热情地参加了北京的进步文艺运动。11月6日，聂耳告别了北京，返回上海。1933年初他即由田汉和夏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开始了他的革命歌曲创作。他在两年中谱写出了《毕业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一批优秀的作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