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年1月16日，近代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世界著名的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作者爱德华·吉本病逝。
　　吉本于1737年4月27日诞生于伦敦附近普特奈镇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由于母亲的早逝，父亲的严厉，使他自幼养成沉默内向的性格和读书成癖的特点。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博览群书，尤其酷爱史学。吉本在回忆最初这段学习生活时写道：“读书，自由而任意地读书，这乃是我孤独时候的工作和安慰。”
　　吉本在22岁时，投笔从戒，在军界供职约有4年。1763年1月，他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漫游。先在法国巴黎呆了一段时间。其时，巴黎是欧洲各国启蒙运动的中心，吉本在这里受到深刻的影响。1764年，他畅游意大利，在凭吊古罗马的遗迹时，他心潮激荡，浮想联翩，立志要写一部罗马衰亡史。
　　1770年，他的父亲死了，他在伦敦定居下来，开始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1787年6月27日夜，吉本写完了最后一章。从产生写作的念头到写完，整整花了20年时间，付出他毕生的精力。《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全书6卷71章，120多万字。虽然由于作者的唯心史观所局限，书中有不少缺陷，但资料丰富，文笔华美，语言生动，雅俗共赏。它一问世，立即博得欧洲学术界的一片赞扬。当时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特地写信向他祝贺，称这部书使他可以列入当时欧洲文史界之首位。的确，《罗马帝国衰亡史》为人类史学宝库增添了一笔宝贵的遗产，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

波波夫是第一个探索无线电世界，并毕生为发展无线电事业而奋斗的俄国科学家。但由于沙皇俄国的封建腐朽，他的事业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1906年1月16日，他因脑溢血突发而去世，只活了47岁。由于诺贝尔奖金只发给活着的科学家，波波夫没有获得这个荣誉。
　　1859年3月，波波夫出生在俄国乌拉尔一个矿区的小镇，12岁时就表现出对电工技术的爱好，自己做了个电池，还用电铃把家里的钟改装成闹钟。
　　1877年，18岁的波波夫考入彼得堡大学数学物理系，后又转学到森林学院。在那里，他研究出了用电线遥控炸药爆炸。研究成功以后，同学们都叫他“炸药专家”。波波夫29岁那年，赫兹发现电磁波的消息传到俄国，他被强烈地吸引住了。他兴奋地说：“用我一生的精力去装设电灯，对广阔的俄罗斯来说，只不过照亮了很小的一角；要是我能指挥电磁波，就可以飞越整个世界！”第二年，波波夫就成功地重复了赫兹的实验。在一次公开的讲演中，他提出了可以用电磁波进行无线电通信的设想。1894年，波波夫制成了一台无线电接收机，他第一次在接收机上使用了天线。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根天线。
　　1895年5月7日，在彼得堡俄国物理化学会的物理分会上，波波夫宣读了论文《金属屑同电振荡的关系》，并且表演了他发明的无线电接收机。表演结束后，波波夫充满信心地说：“最后，我敢于表示这样一个希望，我的仪器在进一步改良以后，就能够凭借迅速的电振荡进行长距离通信”。几十年以后，这一天被定为“无线电发明日”。波波夫的论文和表演被有关刊物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关注。
　　后来，波波夫用电报机代替电铃，当做接受机的终端，这种装置就成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1896年3月24日，波波夫和助手雷布金在俄国物理化学协会的年会上，正式进行了用无线电传递莫尔斯电报码的表演，在场的观众有一千多人。表演的时候，接收机装设在物理学会会议大厅里，发射机放在附近森林学院的化学馆里。雷布金拍发信号，波波夫接收信号，通信距离是250米。物理学会分会会长佩特罗司赫夫基教授把接收到的电报字母逐一写在黑板上，最后得到的报文是：“海因里希·赫兹”。它表示波波夫对这位电磁波的发明者的崇敬。这份电报虽然很短，只有几个字，它却是世界上第一份有明确内容的无线电报。

胡愈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他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革命文化战士，在新闻出版战线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胡愈之于1896年9月9日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他在绍兴府中学堂读书时，受到鲁迅先生思想的薰陶。1914年，他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当练习生，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191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并在《东方杂志》上连续撰写文章，提倡科学和民主。1920年他和郑振铎、沈雁冰一起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他编辑出版的《公理日报》成为指导运动的舆论工具。他撰写的《五卅运动纪实》忠实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的群众革命斗争。1927年，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二天，基于对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义愤，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发表在《商报》上。在实际斗争中，胡愈之的思想、立场逐渐转向中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1928年1月，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胡愈之流亡法国，在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1931年初，在回国途中，他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到莫斯科，进行了七天的访问，写下名著《莫斯科印象记》。这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著作，反映了他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在广大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
　　1933年初，胡愈之应鲁迅的邀请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他努力把国民党当局迫害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的情况向国外揭露、报道，争取国外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援。就在这一年九月胡愈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以聚餐会的形式，联系和团结了在上海的一大批爱国人士，推动他们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作用。他倡议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把上海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向海外宣传我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胡愈之用最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并第一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出版机构，出版大量的革命书刊和知识性读物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不但为发展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文字改革和人民外交事业以及普及教育等方面也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1986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