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2月17日，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一个约50岁的男人，赤身被绑在火刑架上，可能是因为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他的身体显得很虚弱，但是，他的精神却一点也不颓废，两眼熠熠发光。当刽子手们点燃了火，也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庄严地呼唤道：“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的。”
　　他就是乔尔丹诺·布鲁诺！是意大利古代的先进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布鲁诺于154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附近的小城——诺拉，因家境贫寒，没有读书深造的机会，只好进入修道院当一名修士。他在修道院生活过10多年，但由于他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兴趣，特别是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学习和研究，使他怀疑宗教的神学，成了一位具有叛逆性的“异端”。1577年，布鲁诺因此而被开除教籍，迫使他流亡国外长达15年，他先后留居瑞士、英国、德国等地。这期间，他主要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先后写出了《论原因、本属和统一》、《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等重要著作。他不仅继承了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形成了新的宇宙观。他到处写文章、作演讲，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神学传统。
　　1591年在威尼斯，布鲁诺终于被囚禁了起来，押往罗马。但是在宗教裁判所法庭的审判中，布鲁诺却拒绝了忏悔，最后被教会判处火刑。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布鲁诺临终的预言。300年后，1889年，人们在他英勇就义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布鲁诺纪念碑。

1881年2月17日，美国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伟大的民族学先驱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与世长辞了，他那被恩格斯誉为是“划时代少数著作之一”的《古代社会》被译成各种文字，直到现在，还作为一本重要巨著为各国史学所重视。
　　摩尔根出生在纽约州奥罗城附近的一个农庄里。年青时，他对研究印第安人社会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46年，他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访问易洛魁塞奈卡部落，并被鹰氏族接收为养子。从此，他通过调查，详细地搜集了有关印第安人的各种资料。1851年，他完成了第一部巨著《易洛魁职盟》。接着，他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摩尔根发现，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和他们的实际家庭关系之间存在矛盾，他希望通过对这一矛盾的研究来找到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于是他又继续调查和研究，整整花了10年的时间，终于掌握了世界民族中近200种亲属制度资料，于1865年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巨著《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摩尔根撰写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古代社会》是从1871年开始的，他通过这本书论述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叙述了人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谋取生活资料方式的不断进步；阐明了人类社会组织从氏族制度发展到国家的形成；探讨了家庭婚姻的进化历史；阐述了财产由公有到私有，最后导致阶级社会的出现等。根据摩尔根的研究，他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最终成就。摩尔根一生的著作很多，但是《古代社会》却使他获得巨大的声誉，受到世界学术界的瞩目。

1966年2月17日 ，陈叔通逝世。

陈叔通出生在浙江杭州，幼承家学，对诗词古文均有很深造诣。26岁时（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叔老忧国忧民，向往维新运动，同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亦有深交。

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人法政大学学习，希望能从明治维新的经验中得到借鉴，以寻求救国的良策。1906年毕业回国，一年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

他热心社会改革，提倡妇女解放，是杭州女学校和著名的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曾编写出版《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

辛亥革命，民国成立，陈叔通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还担任了《北京日报》经理，希望对国事有所贡献。但是，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解散国会，阴谋复辟帝制。叔老参加了由梁启超、蔡锷等发动的反袁斗争并辞去《北京日报》经理。1915年8月，他应张菊生（元济）之邀，离京南下，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同时在上海建立了反袁联络点。

同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梁启超赴粤桂间进行策动。起初，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护国军进展不甚顺利。当时，江苏督办冯国漳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瑷与叔老交谊很深。叔老通过胡的关系借得冯的“华密”电报本，通电西南各省发动反袁。各省要人得到“华密”电报都以为冯国璋已作内应，故先后响应，宣告独立，护国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至6月，忧急身死。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和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分馆，组成了庞大的推销网。叔老进馆后发现，三所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因此建议，在三所之上成立一个总务处，作为馆内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以便统一领导。董事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并请他担任处长。他在任职期内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商务印书馆出书的速度、质量以及推销服务等方面，都居于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陈叔通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邀请，担任该行驻行常务董事。他工作认真，处事严谨，在社会上卓有信誉。

陈叔通1915年从事工商金融事业，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邀请均予拒绝。他在游严子陵钓台时赋诗道，“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正因为不愿“附风攀龙”，他把寓所命名为“有所不为斋”。但他元时无刻不记挂着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疾苦。

在军阀混战、遍地干戈的年代，他忧时伤怀，时思救国匡时之道。他平时生活中十分喜爱梅花，称赞它“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他搜求名人画梅真迹百幅，把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借以表达自己的节操。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泄沪抗战爆发，陈叔通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年叔老已61岁。他在诗中写道：“弥天兵气今方始，危涕沾襟万骨尘。”他在迟暮之年，遭受河山破碎之痛，心境悲苦万分。他热切期望国共合作，共御强敌。针对国民党主要当权者不肯放弃反共方针，一再贻误战机的行为，在《卢沟桥行》一诗中，他发出“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的愤怒谴责。

那时，上海的环境十分险恶，陈叔通闭门谢客，不顾敌伪的多次威逼，坚决拒绝担任伪职。他在给友人的诗中表示，要“相期珍重到晚节”。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陈叔通喜而不寐。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独裁统治，早已深恶痛绝，在狂喜之余对国家前途怀有深深的忧虑。当时有人邀他出来作官，他复信答道：“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

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索，陈叔通老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光明与希望的所在。就在国民党当局无视全国人民饱受长期战争的苦难和渴望和平安定的强烈愿望，蓄意挑起全面内战的严重时刻，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陈叔通，终于以古稀高龄挺身而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

陈叔通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经常在有关会议上发表精辟见解，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1947年5月，上海学生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大批学生。陈叔通立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老人共同具名，分函吴国桢（上海市长）、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老上书”。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释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迅速扩大到国统区六十多个城市。这年暑假，国民党当局强迫各校解聘了进步教授三十多人。陈叔通知道后，商请张菊生援助，由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的名义，拨出一笔经费，资助这些教授。

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发布所谓“勘乱总动员令”，加紧对国统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镇压，10月，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当时在上海的一部份民主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撤离。与陈叔通有深厚交谊的马叙伦也离沪赴港。陈叔通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还经常把上海的反蒋斗争情况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写在秘密信函中，带往香港，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

面对白色恐怖，陈叔通对个人安危处之泰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托人转告他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他一笑置之，请人转告陈布雷：“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面对经济崩溃、军事节节失利的局面，国民党当局为赢得喘息之机，于1948年夏发动和谈攻势，鼓动上海一些御用文人政客，策划“千人通电”，企图玩弄所谓国共谈判的把戏。有人要求陈叔通在“千人通电”上签名，他严辞拒绝。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指出：“此次是革命，且希望彻底革命”，“我们要与友方（指共产党）配合”，“无友方，即元今日之我们，亦无他日之我们”，表示了坚定不移的立场。由于各方面民主力量的共同抵制，所谓“千人通电”运动宣告破产。

陈叔通拥护中共中央在1948年提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号召，积极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在中共的安排下，他于1949年1月潜离上海，经香港，于3月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北平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慰劳解放军。

1949年6月，他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推为副主任。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出席了开国大典。古稀老人，欣逢盛世，他以无比喜悦的心情高歌言志：“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还曾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

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从1951年10月开始，陈叔通主持工商界全国性组织的筹建工作。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他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以和平方式胜利地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工商业者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陈叔通躬与此事，殚精竭虑，投入晚年的全部精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中共领导同志的称赞，也受到工商界同志的尊敬和深切怀念。

陈叔通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坚信不移。三年困难时期，他提出了“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的名联，鼓励大家不要因眼前的暂时困难而丧失信心。工商界曾广泛传诵这副对联。他对祖国统一异常关心，曾有“未复台澎望眼穿”的诗句，表达了他真挚的心情。

陈叔通自称“鄙性粗，欲言便言”。他对党和国家大事总是出于公心，慷慨直言。他曾对友人说：“我从实践中深信，共产党的领导人是真心实意听取人民意见的，我们要以当家作主人精神，对国家前途负责，没有任何可以顾虑的。”

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将珍藏的百梅图和其它名贵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他能诗，一生诗作很多，70岁时曾亲自删定并刊印《百梅书屋诗存》一卷。

陈叔通一生经历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民党统治等重要历史年代，忧国忧民，苦心探索，终于在晚年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一位晚清翰林成为一名爱国民主战士。我们纪念陈叔通，就要学习他一生追求真理，赤诚爱国的高风亮节；学习他真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到老不倦的高贵品质。

莫里哀，1622年1月15日生。本名为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参加剧团以后用的艺名。莫里哀10岁丧母，外祖父经常带他去看闹剧、喜剧和悲喜剧。
　　50年代，莫里哀开始编演一些闹剧及喜剧《冒失鬼》（1653）。1658年回巴黎主要从事古典主义喜剧创作，一系列作品问世，如《可爱的女才子》（1659）、《斯卡纳莱尔》（1660）、《丈夫学堂》（1661）、《太太学堂》（1662）。1664-1668年，是莫里哀的创作高峰阶段，主要剧作有《伪君子》（1664）、《唐璜》（1665）、《吝啬鬼》（1668）等。1668年以后，莫里哀还写了一些讽刺作品。
　　莫里哀一生写了30多部喜剧。他塑造人物性格适当引入了闹剧因素，充分运用日常语言等方面对喜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莫里哀于1673年病逝。

海涅，1797年12月13日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海涅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拿破仑战争。1815年拿破仑兵败后，曾在银行工作。1819年后，曾在波恩大学、格廷根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在柏林时结识法恩哈根·封·恩泽夫妇以及作家沙米索、富凯等。恩泽夫妇家的文学沙龙是柏林的文学中心。在它的影响下，海涅的第一部《诗集》于1821年在柏林出版。1823年发表《悲剧——抒情插曲》。1824年1月重返格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并继续写诗，完成了《还乡集》。
　　182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还乡集》增订后与《哈尔茨山游记》和《北海纪游》中的第一部分组诗，于1826年汇编为《旅行记》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1827年《旅行记》第2卷出版。从英国旅行回到汉堡后，他的《歌集》出版，收入在此之前发表的大部诗歌，奠定了海涅作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地位。1829年《旅行记》第3卷出版。
　　以后海涅陆续发表了《法兰西现状》、《论法国的画家》、《德国近代文学史略》、《路德维希·伯尔纳，亨利希·海涅的备亡录》、《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文章和诗歌。
　　1848年5月完全瘫痪，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写作，口授完成诗集《罗曼采罗》，于1851年出版。后还写了一些散文作品。
　　1856年2月17日，海涅在巴黎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