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9日，全国劳动模范、江苏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永康在南京逝世，终年78岁。
　　陈永康早在40年代，他选育出著名的“老来青”晚粳良种。50年代初，他首先创造了单季晚稻亩产千斤以上的纪录。这以后，他与多学科的专家协作，建立起一整套综合性的水稻栽培技术体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水稻“三黄三黑”的育苗诊断理论。60年代，陈永康同志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农业技术指导工作。他长期在农村蹲点，亲自搞水稻高产样板，还跑遍了长江中下游的主要稻区，传授技术，示范操作，对提高大面积水稻的精耕细作水平和实现稳产高产起了重大作用。70年代以后，陈永康同志又致力于研究双季稻、三熟制和杂交水稻的高产规律和技术，并在亲自设计操作的试验田上，创造了麦、稻、稻三熟制亩产超过三千斤的纪录。他还积极参加太湖地区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的建设，探索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途径。
　　1981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记者颜世贵采写的专访《陈永康的本色》，文中写到：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终于见到了他。
　　他穿一身褪了色的补丁加补丁的衣服，黄球鞋，袜子也未穿。头发花白，但很健壮，是一位纯朴的饱经风霜的老农民形象。
　　听得出来，他不善于言辞，尤其说不了人们常说的那些套话；可是一讲起水稻高产经验，滔滔不绝，言之在理，不能不使你佩服！
　　“种田是一门科学，科学就是掌握规律。”老陈操着浓重的家乡松江口音说道，“我们讲水稻的生长，以及和水稻生长有关的土、肥、水、气、光、温等自然条件，都是客观存在，都有它们各自的规律。对于这些规律，人们都是不能违背的。如果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当然不是说，我们在规律面前就束手无策；我们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根据条件利用规律。”
　　讲着讲着，他联系起一段往事：
　　“记得１９５８年，我搞两亩水稻丰产田，有位领导同志要我提出亩产２０，０００斤的高产指标，订出每亩用１，０００斤豆饼作基肥的技术措施。我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亩产２０，０００斤是不可能的；每亩用１，０００斤豆饼作基肥，一是不必要，二是吃不下，三是不切合实际，既浪费，又会成为肥害。我没有接受，还是按正常的情况搞，水稻长得较好。那时常有人跑到我的田头说：‘老陈，你这块田亩产笃定３，０００斤。’我总是说：‘没有的，千把斤吧。’后来的收成也确实是千把斤。相反，当时也有少数人不大顾客观条件，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结果造成稻子疯长，一亩２００斤也没达到。”
　　陈永康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显得有些严肃：“当然，这是过去的事了。但我们不能忘记。我常想，我们搞科学种田的，一定要老老实实，照科学办事，提供科学的经验，千万不能迎合什么，胡说一气，乱来一通，那就不叫科学了。”
　　听着陈永康的议论，我想起了他的同事介绍的一件事。
　　苏南三熟制一直论争纷纭。１９８０年９月的一天，一位省委书记来农科院，在去看试验田的田埂上，问陈永康三熟制到底种百分之几好？老陈答道：“不能讲比例。讲比例，弄得不好你们就一刀切了。农业生产差别大，要一个队一个队调查，有条件的、适合的动员种；条件不够的下掉一点；实在没有条件的就不种，把地养好，从实际出发。我们国家人口越来越多，不抓粮食不行。”书记点点头：“你这个意见是对的。”
　　“可是现在，有些地方的科学种田还不扎实，还有不少问题。”老陈打断了我的沉思，“去年我在下面跑，一位县委书记就对我讲，现在有些地方还在弄虚作假，产量不实，往上加，这怎么得了？”
　　 这确实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
　　 也许在某些人的眼里，陈永康只是一位出色的劳动模范；但我觉得，他更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

原名荣承麟，艺名砚菊农、艳秋，号玉霜、御霜。北京人。满族。６岁学艺。１９１５年首次登台，１３岁成名，１７岁独立成班。１９２２年探索革新京剧。并逐渐创造程派唱腔。与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被誉为“四大名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中国剧协常务理事，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成为中共预备党员，逝世后被批准为正式党员。主演的代表剧目有《荒山泪》、《青霜剑》、《锁麟囊》、《春闺梦》、《鸳鸯冢》、《三击掌》、《打渔杀家》、《文姬归汉》等。１９３２年在欧洲考察戏剧音乐。１９３３年回国后，主办中华戏曲学校，同时主编《戏剧月刊》。“九·一八”事变后，改编并演出了反映民族危机的历史剧《亡蜀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编演出《窦娥冤》等剧目。代表中国戏剧界参加布拉格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出版有《程砚秋文集》、《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等。
　　1958年3月9日逝世。
　　下面是关于周恩来与程砚秋的一段小故事
　　关于程砚秋先生，周恩来早有耳闻，在延安期间谈论到京剧艺术，周恩来是喜欢程派的。抗战期间，梅兰芳先生困居上海，蓄须明志，不为敌伪登台演出，表现了民族气节；在北平，程砚秋唱起了《亡蜀鉴》，一抒忧愤，戏中一句“愿国人齐努力，共保神州”，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从此汉奸来找麻烦，程先生只好到京郊荷锄务农，归隐田间。程先生用劳动换来了丰收，汉奸亦不罢休，找到程先生居处闹事，并说程砚秋用打下的粮食供给山里的共产党，程先生气不过，遂不与宵小理论。程先生平静下来后想，日寇汉奸欺负百姓，好人惹不起，可是他们也有怕的，他们怕共产党，那共产党可不得了。１９４８年底程先生外出回家，家人小心地递来一张纸条，并说有一位共产党大干部来拜访。将信将疑的程砚秋接过纸条相信了事实。纸条上落着二行娟秀的字迹：砚秋先生，特来拜访，值公出。不得留候驾归为歉。　周恩来
　　程砚秋小心地把纸条收好（此条现珍藏在国家级博物馆）。程先生伴着这张纸条迎来了解放，迎来了他艺术的新生。他和众多艺术家与周恩来相识了，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们走西北、下东南、去朝鲜战场，把艺术献给人民。
　　１９５６年，程砚秋访苏回国，恰好与周恩来同乘一列火车，谈话中总理问起程砚秋是否想过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只此一问程砚秋进入了思索。隆隆飞驰的列车没有快过程砚秋的思绪。旧社会戏行被称“不义行”，艺人都靠自我奋斗，成功不易，程先生就被某军阀欺辱过。今天艺人成了国家的主人，而且能与人民总理促膝长谈。程先生向总理交心了：“我有独善其身的思想，一向孤僻……”总理打断程先生话茬，历数了程先生解放后的进步和表现，肯定了程先生的成绩。其实程先生早就发现总理在理解、关心自己，他向总理说出了埋藏心中已久的话：“周总理，我早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也朝着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只是我还没有为自己找到入党介绍人。”
　　“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总理回答。只一句话就表现了党对艺术家政治上的关怀和期望。
　　第二年程先生被戏曲学院党支部讨论通过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之后，程先生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
　　砚秋同志：
　　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意见：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的艺术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现在把它抄送你，作为我这个入党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
　　周恩来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
　　因入党须二人介绍，程先生入党的第二位介绍人是贺龙元帅。贺龙元帅当时也为程先生写去一信。
　　程砚秋先生入党真是一段佳话。自１９２７年周恩来介绍贺龙入党30年来一直没有再介绍其他人入党。当时，恰巧又是总理和贺龙同志一起介绍程砚秋入党。我们这位艺术大师是有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