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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5月24日 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逝世
13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把东方描绘成遍地黄金、富庶繁荣的乐土,引起了西方到东方寻找黄金的热潮。然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控制了东西方交通要道,对往来过境的商人肆意征税勒索,加上战争和海盗的掠夺,东西方的贸易受到严重阻碍。到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完成了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他们把开辟到东方的新航路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这样,两国的商人和封建主就成为世界上第一批殖民航海者。
  葡萄牙航海家巴特罗·缪·迪亚士(约1450—1500年)接受了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的命令,于1487年8月从里斯本出发,率领两条各载100吨的双桅大帆船,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驶去。1488年3月12日,他们在非洲最南端的崖石上刻下了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的名字,以及葡萄牙盾形纹徽、十字架等等,以纪念这一发现。1488年12月,船队在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航行之后,安全回到里斯本。这是葡萄牙人探寻新航路的一次突破。葡萄牙国王认识到发现非洲南端的重要性,到东方有了希望,因此命名为好望角。迪亚士受到了国王的嘉奖。
  1497年,迪亚士受命于国王曼纽儿一世,再次率领四条大船远航。他绕着非洲古岸,沿途进行殖民贸易,并开发黄金输出港口。1500年5月12日,船队在海上见到彗星。迷信的船员认为这是灾难降临的预兆,都不禁惊慌失色。无巧不成书。5月24日,船队在好望角附近的洋面上遇到大西洋飓风。四条大船被冲天恶浪掀翻,迪亚士及其伙伴葬身大西洋海底。然而,新的航路已被打通,西方殖民势力从此也就从非洲伸展到了亚洲。

2002年5月24日 习仲勋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5月24日5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习仲勋同志,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2月,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参与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不断排除内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中,壮大了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以极大精力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同志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平反,从而挽救了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36年1月,习仲勋同志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同年2月,他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他受毛泽东同志指示,组织策动了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起义,接应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参与指挥了西华池战斗。1947年3月中旬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彭德怀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他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同志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他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了西北地区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同志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8年4月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同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9月,习仲勋同志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讨论了许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加强工、青、妇群众组织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重视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认真批办和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他还在实现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祖国图谋,加强港、澳、台、侨工作等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
  1988年4月,习仲勋同志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亲自主持多部法律、条例的审议,参加了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的交往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3年3月,习仲勋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一直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工作,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习仲勋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始终坚定地与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习仲勋同志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顾全大局。他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居功,不护短,爱护干部,关心青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诚相见,广交朋友。他办事严谨,宽厚待人,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为政清廉,生活俭朴,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他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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