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叶剑英诞生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当时革命潮流疾风骤雨般地不断发展着。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在中国革命的关健时刻，面对危难，叶剑英忠贞不惑，洞察局势，无私无畏，机智果敢，力挽狂澜，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叶剑英早年就在革命阵营的领导机构中工作，充分发挥了一个革命活动家的重要作用。1922年陈炯明政变，孙中山广州蒙难，他率部同叛军英勇作战，力保中山先生的安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汪精卫阴谋消灭贺龙、叶挺部队的密息，火速通知贺、叶等同志，使他们及时率部脱离九江，开往南昌，顺利地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随后，他又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1935年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主义，使党和红军处于危险境地，在这紧要关头，他坚决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把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电令及时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能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夺最高领导权。在这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峻时刻，他又挺身而出，同中央政治局一起，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再次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疾风知劲草，极荡识诚臣。”叶剑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毛泽东曾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来赞誉叶剑英，确实十分恰当。
　　叶剑英是我军有名的“儒将”，他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在政治上、军事上以至文学上造诣都很深。而他的晚年，特别是年逾古稀之后，更是波澜壮阔，瑰丽辉煌。他在《八十书怀》中曾写了“老夫喜作黄昏颂，满日青山夕照明”。81岁时，又在题诗中写道：“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这些气度非凡的诗句，如今已成为广为流传的格言。

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的塞尚，他一生中的大半辈子是在屈辱和唾骂中度过来的。但他一次也没妥协过，而且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艺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例子。
　　保尔·塞尚于1839年出生于离马赛不远的埃克斯，父亲是制帽厂主，后来成了银行家。塞尚小时候就喜欢绘画，有一次，他的绘画在学校得了二等奖。父亲非但不欢喜，还忧心忡忡地对塞尚说：“青年人，考虑考虑将来吧！”他甚至嚷着说：“有天才的人往往死路一条，有钱的人才活得下去！”他要儿子当一个能赚到钱的律师，起码也要做个商人。他把塞尚送进法律学校，但是塞尚不愿当律师，他又迫使儿子到银行里站柜台，算账、付钱，这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心机。塞尚24岁时终于下决心去投考美术学院，谁知没有考中，学院主考人认为他没有培养前途。可是这并没有使他灰心，他住在巴黎继续研究美术，勤奋地工作着，有时甚至几天不洗脸。但是，他得到的回报仍然是失败。他27岁那年，送一幅画给巴黎沙龙，连个答复也没有。甚至连他是最亲密的朋友左拉，竟将他当作失败的典型写进小说，这使他十分愤怒，于是他决计离开巴黎。
　　1897年，塞尚返回故乡，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整天不是出去写生，就是坐在画室里对着静物观察、沉思，很少与外界联系。他耐心而热烈地追求实在的、持久的、永恒的事物，潜心研究事物的内在生命和内在结构、形与色的结合。他每下一笔都要再三考虑，双手颤抖着，一直要颤抖到终于下笔为止。但是，他的努力仍然不被社会重视，他的画一张也卖不掉。甚至他把一幅画送给一个熟人，自己竟预先胆怯地说：“当然，我不是要你把画带回家去。”多么凄然！
　　突然，塞尚的画有了销路，巴黎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为了追求新奇，在塞尚的复杂难懂的作品里得到启示，于是塞尚一下变为“天才”、“先知”。塞尚的画价值千金，一个古怪的老汉卖了塞尚为表示友好送给他的一幅小画，靠卖画所得过上退休生活。塞尚的画对20世纪西欧艺术产生巨大影响，被举世公认为艺术大师。1906年10月22日，塞尚逝世。他对艺术事业一生追求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敬佩。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２日，我国新闻界前辈戈公振先生逝世。
　　戈公振先生是我国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初期著名的爱国进步新闻记者、新闻学者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者。他１８９０年出生于江苏东台，曾在上海《时报》和《申报》前后工作近20年。从１９３３年３月起，他到苏联采访、考察两年多，撰写了一批报道，向国内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写了《中国报学史》等专著，对革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作了贡献，是我国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戈宝权的纪念文章《回忆叔父戈公振二三事》：
　　今年１１月２７日，是老一辈报人和进步爱国新闻记者、我的叔父戈公振９５周年的诞辰，１０月２２日又是他逝世５０周年的忌辰。回想到在他生前，我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深得他的亲切关怀和教诲之恩，现特借这个机会回忆一下他生平中的二三事。
　　首先是他一生勤奋好学的精神。他出身在江苏省苏北东台县城的一个所谓“世代书香”的人家，自幼非常聪慧。他读过家塾和私塾，后来进了东台县城唯一的高等学堂，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一，从此以后他就全靠自学走上了成才的道路。他在上海《时报》工作时，经常到青年会去补习英语；后来他到欧美和日本各国考察新闻事业与参观访问，又自学法语、德语和日语；甚至40多岁访问苏联时还自学俄语，都做到能阅读和讲话的程度。他很早就鼓励我努力学习，记得童年时他送了一盒积木给我，他在盒盖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写了两句话：“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
　　二是他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在１９１３年到了上海，先在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第二年进了《时报》编辑部，从校对、助编、编辑，一直升到总编辑，而且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他在《时报》前后工作了15年，后又在《申报》工作了3年。他对报纸的革新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创了《图画时报》和《申报星期画刊》。同时他还专心研究新闻学，撰写了《新闻学撮要》和《中国报学史》等书。他对各国的新闻事业也进行过研究，还从事宣传和推广新闻学教育的工作。记得１９３５年初我到了莫斯科以后，曾同我的叔父合写了《梅兰芳在庶联》、《最近庶联人民生活的一般》（当时他写的通讯都用“庶联”二字代替通常用“苏联”）等通讯文学。当年10月他在国难深重时返国，数日后即不幸病逝，享年只有４５岁。没有可能完成他生前重写《中国报学史》的遗愿和撰写《世界各国报业考察记》的计划。
　　三是他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一生中为人光明磊落，从不沽名钓誉，猎取名誉地位；他平等待人和蔼可亲，并以助人为乐，特别是提携同行和后进。尽管这样，他当年仍不免要遭到“小报”的造谣与中伤，甚至他在《时报》的老同事包天笑晚年在写《钏影楼回忆录》时，其中对他的回忆仍颇多不实之处和讽刺之词。我的叔父生前对这些事从不计较，也不耿耿于怀，而常一笑置之。凡同他生前共过事和有交往的人，都深知他的这些高尚品质。
　　我的叔父一生中追求进步，热爱祖国，在30年代初国难深重时，他曾和邹韬奋等人筹办代表民众舆论喉舌的《生活日报》，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甚至在临死时，他还对邹韬奋断断续续地讲道：“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沈老（钧儒）当年曾以《我是中国人》为题写成悼诗：“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沈老写到这里，“泪滴满纸，不自禁其感之深也。”我的叔父离开我们已是整整五十年，但他当年讲的“我是中国人”这句话，一直到今天还响在我们的耳边！

1975年10月22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阿·约逝世。
1889年4月14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生于伦敦。191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19年任伦敦大学历史教授。1915年开始在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1925年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部主任。
1921年他计划巨著《历史研究》，1927—1928年着手写作。
1934—1961年出版了12卷，评述世界历史。注重无文字记载的文明和欧洲以外地区文明。提出一种以分析各种文明的循环和衰落为基础的历史哲学。因其他事务(1939—1943年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事部研究室主任、1943—1946年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等)而中断巨著的继续写作。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２日，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许世友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终年８０岁。
　　许世友１９０５年２月２８日出生于今河南省新县泗水店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他因家贫给武术师傅当杂役，后到少林寺学习武术。１９２６年８月，他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连长时，接受革命思想，于当年９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１９２７年８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当月返回家乡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１１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在人民军队的漫长革命生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许世友历任班长、排长、营长、团长、副军长兼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反“围剿”和长征。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两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四次负伤。１９３４年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指挥三个团保卫四川省万源城，以与阵地共存亡的气概，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垮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坚守3个月之久，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世友随朱德总司令出师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他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１９３９年２月上旬，他和旅长陈赓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以预伏的方式，诱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生俘8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１９４０年９月，他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１９４１年春，他指挥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横扫敌伪，开辟了胶东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１９４２年２月，他任山东纵队参谋长。同年１０月起，任胶东军区司令员，领导胶东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１９４８年９月，他和谭震林、王建安一道，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部署，指挥部队经8昼夜激战，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山东省，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世友于１９５３年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他参与了当年夏季反攻战役。归国后，许世友历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务委员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１９７４年１月，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期间，指挥西沙自卫反击战，严惩了入侵的南越军队。
　　许世友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在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委员和第一、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８２年９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世友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任。退居二线后，他仍经常深入农村、工矿、学校调查研究，关心生产发展和群众疾苦，向地方党政机关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还深入部队视察，关心部队现代化建设，教育部队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