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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11月6日 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逝世
柴可夫斯基是俄国杰出的音乐家,他于1840年5月出生于俄国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是矿业专家,母亲弹得一手好钢琴,在他的心目中,妈妈等于音乐,音乐等于妈妈。童年的柴可夫斯基充满幻想,喜好朗颂诗和作文,选的大都是圣经或爱国性题材。他5岁那年的一天,父亲在家中放歌剧《唐璜》的唱片,他的情绪随着音乐起伏,当听到忧伤处时竟然放声大哭。因此,家庭教师送了他一个外号“玻璃男孩”,以后家人总怕伤了他易碎的心。
  柴可夫斯基在青年时代先后就读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和莫斯科音乐学院。他早期写过一部民族味十足的歌剧,名叫《长宫》。公演的那天,他亲自担任指挥。但有趣的是,人们说演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乐队根本没有看他指挥,大家非常熟悉乐谱,不用指挥也行。
  1871年,柴可夫斯基举行了首次个人音乐会,邀请到各界名流出席,也包括作家屠格涅夫。屠格涅夫起初不想来,他一向讨厌作曲家,认为20年后谁也记不起这些人的作品。由于柴可夫斯基的好朋友著名音乐家鲁宾斯坦的再三劝说,屠格涅夫才来了,为了摆架子,故意迟到了一会儿,所以没有听到弦乐四重奏《如歌的行板》那一段,但柴可夫斯基的其它作品,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如歌的行板》取材于民谣,旋律极优美,6年后,当托尔斯泰听时,感动地流下了热泪。
  19世纪是书信文学相当兴盛的时代,柴可夫斯基是个习惯于写信的人,一生写了6000多封信。他的第一封信是8岁时写的,最后一封是逝世前一个月写的,仅给自己的弟弟就写了1000多封信,无话不谈,涉及自己的理想、兴趣、烦恼、希望等等。
  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友谊,是音乐史上一段动人的故事。梅克夫人是一位有钱的寡妇,作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知音”,从1877年起每年给他提供6千卢布的资助,让他专心从事创作。从此两人书信往来13年之久。他们通过书信,抒发各自的情感,互为精神支柱,他的《第四交响曲》就是献给梅克夫人的。
  柴可夫斯基一生创作了6部交响曲,9部歌剧和数部芭蕾舞曲等大量传世之作,他的作品数量多,形式多样,在西方音乐史上是罕见的。他的作品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至今仍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古曲芭蕾舞曲《天鹅湖》、《胡桃夹子》等尤其脍炙人口,历演不衰。
  1893年,柴可夫斯基完成了他第六交响曲《悲怆交响曲》,这是一部自传性的悲剧作品,也是他为自己写下的挽歌。在他第一次指挥演出该曲后的第8天,即1893年11月6日,柴可夫斯基与世长辞了。
  为了纪念这位俄国最伟大的音乐大师,世界各国经常举办一些纪念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曾将1990年定为“纪念柴可夫斯基年”。

1997年11月6日 20世纪最具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伯林逝世
1997年11月6日,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去世,欧美各大报刊纷纷刊发悼念文字。伯林爵士生前即被尊为二次大战后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死后自然备极哀荣。
  以赛亚·伯林1909年生于拉脱维亚的里加,1920年迁居英格兰,其后一直受牛津教育,后半生也一直任教、居住于牛津。他甚至成为牛津大学的一个学术象征,圣约翰学院的哈克博士回忆起60年代的牛津生活时,说“伯林论政治思想史的演讲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传奇。他在牛津大学最大的一个讲堂做演讲,那里总是被渴望求知的大学生挤得水泄不通。他侃侃而谈,不用笔记,向我们妙趣横生地介绍欧洲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的全貌,那声音响彻讲堂,一出伟大的思想戏剧呈现在我们眼前,并不时被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姿态、热情而充满活力的语言所加强”。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伯林很少撰写大部头专著来阐发他的想法,他写的更多的是一些长篇文章,这些文章也非直接阐述理论,而是旁征博引地评论哲学史、观念史和各色思想人物。然而,这些文章一经发表即成名篇,深刻地影响到一般学者的思考。他极有见地的著作,如《卡尔·马克思》、《维柯与赫尔德》、《自由四讲》及《俄国思想家》等等,以透彻的洞察力澄清了现代观念的许多基本问题,使人们重新发现了维柯、赫尔德、哈曼以及一大批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尤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的长篇论文《刺猬与狐狸》、《历史的必然性》、《丘吉尔在1940年》、《罗斯福》等已是欧美知识界脍炙人口的名篇,并奠定了他作为本世纪知识生活中最具影响的政治哲学家的地位。他的最新文章结集《现实感》,已于1996年面世,他的书信则尚在编选中。
  伯林的一生极其丰富多彩,他曾任牛津沃尔夫森学院的首任院长,并任牛津多个学院的教授以及欧美各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研究员;1974年至1978年 则任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长。他兴趣广泛,言锋锐利,是知识界著名的大谈家;他的好朋友有W·H·奥登、斯蒂芬·斯彭德、斯特拉文斯基、纳米尔等人。
  更富传奇色彩的是,二战期间他任职于英国政府,1942年至1945年任驻华盛顿英国使馆一等秘书,1945年至1946年则转任驻莫斯科英国使馆一等秘书;他回忆起在莫斯科的一年,特别提到那儿的“寒冷”,而且不能会见非经官方安排的友人。不过,仍使他庆幸的是,他终于和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见上了面。后来,他在另一名篇《和俄国诗人的聚会》里生动地叙述了当时的场景。作为一个俄国出生的犹太人,以赛亚·伯林与美国俄裔作家E·威尔逊、纳博科夫等人声气相通,一生推崇俄国诗歌和文学。为了维护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声誉,他甚至给《泰晤士报》写出一封读者信,与一位抨击帕氏的评论家展开争论。
  伯林的去世无疑使欧美知识界生气锐减;国内许多敬慕伯林思想、人格的知识人也深感悲哀。同时,伯林的死也表明本世纪知识生活中最精彩的一页已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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