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８年７月５日，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研究筹建国家行政学院问题。
　　会议指出，国家行政学院是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的需要，为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而建立的。它的职责任务主要是培养国家高级和中级公务员。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负责筹建工作，袁宝华任组长，建成后与中国人民大学脱钩，由国务院领导。１１月１５日，国家行政学院第一期培训班在北京举行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平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开学典礼并讲话。参加这期培训班的学习的有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政府的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共７０人。

１９９３年７月５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改革的会议。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全国人民寄予殷切的希望。这次会议的宗旨是：肯定成绩，检讨缺点，整顿秩序，推进改革，扭转当前资金紧张的局面。
　　朱镕基说，这次会议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推进金融改革的强化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

1948年，内战全面开始，东北辽、吉两省的大、中学生约3000人迫于战火，纷纷流向北平，衣食住及读书问题均无法解决，他们派代表向北平市参议会交涉，但未得到答复。后来听说参议会会长许惠东要把他们送去当兵，学生们无比愤怒。7月5日晨，全体学生集合在市参议会门前，找许惠东及李宗仁质问，仍未得到肯定的答复。学生们四处碰壁，群情激愤，决定再次去找许惠东交涉。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急忙调动大批宪警，企图阻止学生进入东交民巷。
　　下午4时，学生们到达东交民巷许惠东家的大门口。后来学生又冲破大门蜂拥入院。宪警用木棍、枪托把学生逐出大门。双方对峙了一会，秩序逐渐平静下来。警备总部的王参谋长叫学生派代表谈判，不料在谈判期间，陈继承从北平西苑调来青年军的一个营，把学生团团围住，架起机枪，装上刺刀，作出射击姿势。学生们都已知道代表正在谈判，见此情景，既诧异又气愤，但为避免冲突，大家仍忍耐着坐在地上等候代表的消息。会客室内谈判的双方，均不知道外边的情况。当协议达成后，双方代表向大门口走来，准备向学生们宣布，外面的学生见代表出来，欢声雷动，纷纷拥向门口询问消息，青年军阻止不住，随即开枪射击，机枪声、冲锋枪声响成一片。学生们匆忙就地卧倒，但当学生们起来时，枪声又起，直至王参谋长派人专门通知，才制止住射击，青年军见惹出大祸，匆忙撤走，当时学生队伍也很混乱，除少数人留下救死扶伤外，其余均撤回住地。在这场惨案中，进步学生死伤百余人。
　　“七·五”惨案发生后，震撼全国，北平各校学生更是怒不可遏，纷纷游行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外地学生也奋起声援，一时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大有燎原之势。南京政府见势不妙，急忙派代表处理。后来由傅作义下令，对肇事头目撤职查办，优抚死伤学生，并答应解决学生的生活及读书问题，一场风波才算暂时平息。

１９９６年７月５日，英国苏格兰卢斯林研究所胚胎学家维勒穆特博士和他领导的基因小组在绵羊无性繁殖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一只无性繁殖的绵羊已经在他的试验基地出生。这只被命名为“羊娃娃”（英文原名为ＤＯＬＬＹ）的小羊正在卢斯林研究所的实验场上悠闲地吃着青草。维勒穆特博士介绍说，他的研究小组从一只母羊乳房上提取一个乳腺细胞，把该细胞内的基因材料与从另一母羊身上提取的卵子（把卵子去掉内核）进行电子“焊接”，形成一个胚胎，并把此胚胎移入另外一母羊子宫内培育，便顺利生下了这只羊羔。羊羔是其“基因母羊”的完全复制品，其所有“生物特性”与提供“基因材料”的羊保持一致。科学家给利用这种无性繁衍技术生产的羊起名为“克隆羊”。维勒穆特博士证实，从理论上来说，利用同样方法，人也可以复制“克隆人”。一旦成为现实，世界上将有可能生存着完全一样的众多“克隆人”。现年５２岁的维勒穆特博士，在此领域已经默默进行十年研究。不过，维勒穆特在１９９７年２月首次承认：不排除多利出自胚胎细胞的可能性。“存在一种极小的可能性，即用以产生多利的细胞来自胚胎细胞而不是一只成年母羊的体细胞。”“有些动物在怀孕时，在它们的循环系统中可以出现胚胎细胞，我们和其他人完全忽略了这一事实。”胚胎细胞的染色体应当是一半来自雌性，另一半来自雄性。最近２０年来，在实验室中用胚胎细胞克隆牛、羊和猴子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如果多利是由胚胎细胞所产生的，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哺乳动物无性繁殖的重大突破。
　　尽管围绕“多利”还有些争议，可它毕竟是世界生物科学的奇迹，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英国罗斯林研究所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３日宣布，克隆羊多利４月１３日顺利产下一只体重２．７公斤的母羊羔，取名为邦尼。据称，目前母羊多利和小羊邦尼的身体状态良好。有消息称，多利是与一只威尔士山羊交配后怀孕的，为避免流产，自怀孕以来便处于隔离状态。研究所一直希望多利能生育，以证明克隆羊身体健康，而且有生育能力。人们原本担心，由于多利羊是从一只６岁的成年羊克隆出来的，它也许会过早衰老，但健康的邦尼消除了人们的这种担心。研究所已证明克隆动物有生育能力，例如用不同方法克隆出来的梅甘和莫里已有自己的后代。

飞机飞过香港闹市上空的景观将从此消失，为香港服务了73年多的启德机场于1998年7月5日午夜结束其历史使命，正式关闭。历时13小时、全球罕见的“一夜机场搬迁行动”当夜在紧张而有序的状态中进行，以确保新机场7月6日晨6时正式启用。

１９２８年７月５日，河北马兰峪东陵发生特大盗宝案。
　　东陵为清皇室陵地，共有帝陵、后妃陵１４处，其中包括乾隆、慈禧的陵寝。直鲁联军残部孙殿英对东陵的地下宝藏垂涎三尺，派出工兵营进行挖掘，并使用炸药炸开坚固的墓门。贼兵不但洗掠了价值上亿的陪葬珍宝，连帝后的尸身也弄得支离破碎，陵寝一片狼藉。消息传开，舆论大哗，要求政府严缉案犯。孙殿英四处献宝打点，此案竟不了了之。

１９９９年７月５日，苏哈托因为《时代》周刊披露其家族的财产，而决定起诉该刊“诽谤”。
　　５月１７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封面文章，披露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及其子女拥有１５０亿美元的财产。《时代》周刊说，苏哈托当总统时的月工资是１７６４美元，他在３２年统治期间为自己和子女们积累了大量财富。《时代》周刊记者经过４个多月的调查发现，苏哈托及其子女从矿产、木材和石油等领域搜刮了７３０亿美元，现在还剩下１５０亿美元。这些财产包括９０亿美元现金，这些钱已经从瑞士银行转移到奥地利。苏哈托家族拥有面积达３６０万公顷的房地产（这个面积超过比利时的国土），他们在印尼５６４家公司以及在美国、荷兰、乌兹别克斯坦和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几百家公司拥有股份。苏哈托家族还拥有飞机群，其中有ＤＣ－１０、波音７３７、ＢＡＣ－１１１和加拿大制造的Ｈ－６０１等机种。此外，苏哈托家族还有许多珠宝和珍贵艺术品。
　　苏哈托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称，《时代》周刊的报道是“不正确的”，“如果《时代》周刊不能提供证据和事实，那就是诽谤”。他说，“我在国外没有银行帐户。”
　　但是对于苏哈托的“说法”，印尼政府和最高检察院都没有轻易地相信，但动作缓慢。他们曾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到工业和贸易部、中央银行以及美国、瑞士和奥地利使馆寻找苏哈托家族财产的线索，至今没有结果。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日，印度尼西亚总统瓦希德指示最高检察长，继续对前总统苏哈托及前部长等涉嫌贪污和其它犯罪活动进行调查。瓦希德说：“如果发现有贪污和其它犯罪行为，苏哈托必须接受审讯，并送交法院裁定。”但他同时表示，根据印尼宪法规定的总统和副总统如犯罪可获赦免的条款，他也考虑赦免正在生病的苏哈托。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６日，印度尼西亚最高检察长马祖基·达鲁斯曼发表书面声明说，最高检察院将重新调查前总统苏哈托涉嫌贪污的问题。马祖基说，他们已经发现新的证据，足以恢复对苏哈托的调查。新的证据显示，苏哈托涉嫌利用其总统权力为自己领导的基金会筹集钱款并为其亲属和亲信牟利，这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的财政和经济造成了损害。与此同时，有关机构还发现苏哈托及其亲属和亲信涉嫌其它贪污、勾结和裙带问题的线索。
　　看来，苏哈托是罪责难逃。

法国的波林雅克政府于1830年6月中旬派遣远征军团去侵略阿尔及利亚。在这一年7月5日，阿尔及利亚的统治者未作重大抵抗，就把首都阿尔及尔城交给了法国人。但阿尔及利亚的人民群众——阿拉伯各部落和柏伯尔各部落奋起保卫祖国。法国七月王朝政府碰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坚决抵抗，使这场反侵略战争延续了20年之久。
　　从1832年起，意志坚定、才能出众的军事长官阿布德一艾尔一卡德尔领导了这场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他把阿尔及利亚西部和中部地区许多部落都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建立了独立的艾米尔国，并且多次打败法军。法国当局被迫于1834年和1837年两度同他签订条约，承认他对阿尔及利亚三分之二领土的统治权。过了些时候，法国统治者派增援部队去阿尔及利亚，再动干戈，但又遭失败。法国的侵略在遭到严重损失，消耗了巨额军费，在阿尔及利亚集中了10多万军队和大量的军事技术装备，并大规模地屠杀了阿尔及利亚人，消灭了一个个部落之后，才于1847年年底击溃了卡德尔的军队，俘虏了卡德尔本人。但是，在此以后，阿尔及利人民并未停息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仍坚持不懈地给法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1854年7月5日，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趁上海小刀会起义，清政府地方政事混乱之机，擅自修改了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经租界“租地人会”通过后，于7月5日公布《上海英法美租地章程》。事后经用移文方式要上海道台加以追认。这个新章程共14款，其中议定在租界内设置巡捕，征集税收，成立工部局，对中国居民行使征税权和司法权，实行殖民主义统治。这个章程从修改的程序到具体内容都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从此，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不再有权干预。租界逐渐成为“国中之国”。

1898年7月5日，光绪帝下谕奖励新学人材，谕令说：“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新法，成新器，堪资实用者，宜悬赏以劝。”“所制器给券，限年专利售卖。”“其有独力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厂者，并照军功例赏励之。”12日，清廷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共12款，具体规定了奖励办法。在中国近代，这是第一次从法律上提倡、保护和嘉奖从事科技及兴办各种实业。它起到了鼓励士大夫从旧学转向新学，以及促进农、工、商各种实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１９１８年７月５日，伍廷芳、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林葆怀在广州就任军政府总裁，宣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成。
　　５月４日，非常国会在桂系、滇系军阀的操纵下，根据军政府组织法修正案，于２０日进行了总裁选举。选出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林葆怀７人为总裁。但得票最高的孙中山拒不就任，唐绍仪亦没有就职。６月５日，军政府政务会议推举岑春煊担任主席总裁。７月３日，岑春煊由上海抵广州，与滇、桂系大员商议重组广州军政府。７月５日，７位当选总裁的其中５人，发表军政府成立文告。非常国会的部分议员相继致电孙中山，请其速回粤就职。

委内瑞拉，西班牙语意为“小威尼斯”。490多年前，西班牙的探险队首次抵达这里时，发现这里景象奇丽壮观，房屋多建于水中木桩之上，颇像水城威尼斯，于是称她为“小威尼斯”。这就是委内瑞拉名称的由来。
　　委内瑞拉在古代为印第安人阿拉瓦克族和加勒比族的居住地，1498年被哥伦布发现，1523年西班牙在这里建立第一个殖民点，1567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9世纪初，拉美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爆发，委内瑞拉的著名民族英雄西蒙·玻利瓦尔是这场战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为赢得最后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1811年7月5日，委内瑞拉成为摆脱西班牙而宣布独立的第一个南美洲国家。1830年，委内瑞拉共和国正式成立。
　　委内瑞拉位于南美洲北部，北临加勒比海，东接圭亚那，南连巴西，西面、西南与哥伦比亚接壤，面积1351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813公里。委内瑞拉境内分为三个自然地理区：西北部和北部山区，主要是境内最大的山脉--安第斯山脉的东北分支梅里达山脉；中部奥里诺科平原占全国面积的1/3；东南部为圭亚那高原，海拔800米。全国最高点是梅里山脉的玻利瓦尔峰，海拔5002米。委内瑞拉最大的河流是奥里诺科河，它由西向东横穿全境，全长2200公里。在卡罗尼河支流上，有世界最高、落差最大的安赫尔瀑布，落差达979米。
　　委内瑞拉森林、矿产和农业等各种自然资源都相当丰富，是拉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量都居拉美首位，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
　　委内瑞拉的首都是加拉加斯，这座美丽城市座落在一个背山面水的盆地里，它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拉美的一个古老城市，它有过光辉的战斗历程，也是拉美大陆上高举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斗争大旗的历史名城。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先驱者弗朗西斯科·米兰达就诞生在这里。加拉加斯是委内瑞拉全国的交通枢纽，公路四通八达，其中，连接加拉加斯与哥伦比亚首府波哥大的公路是重要的国际公路。
　　委内瑞拉政府奉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民族自然资源，反对外国侵略干涉的政策。1974年6月28日，中国与委内瑞拉建立了外交关系。1981年10月，埃雷拉总统到中国访问，他是两国建交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委内瑞拉总统。

１９３０年７月５日，周恩来应邀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主要的革命内容还是消灭封建势力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故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完成的”。
　　他重申了“六大”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分析了城市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农民游击战争、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的关系，强调工农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

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苏德战场暂时沉寂，双方都在准备新的战斗。1943年1月，德国宣布全国实行总动员，以挖掘人力补充前线部队和军事工业，并重新分配原料、燃料和电力以加强军事生产。德国统帅部计划以库尔斯克突击部队为主，发动一次代号为“堡垒”的夏季攻势，以改善战场形势。为了这次战役，德国调集了90万军队，1万门火炮，2700辆坦克和自动火炮，2000多架飞机。苏联最高统帅部洞悉德军战略意图，准备了占优势的军队、大炮、坦克和飞机，严阵以待。
　　1943年7月5日晨，大批德军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开始进攻，从一开始就遭到苏军的顽强阻击。德军奥廖尔兵团从库尔斯克北面进攻，损失了上万人和上百辆坦克，到7月10日才向前推进10—12公里，再也前进不了了，只好转入防御。在库尔斯克南部，双方多次进行激烈的坦克战，德军曾前进35公里，但在苏军顽强抗击下，又不得不在7月15日退却。
　　7月12日和15日，苏军先后在库尔斯克的北部和南部转入反攻，德军节节败退。8月5日起，苏军连续收复了奥廖尔、哈尔科夫、顿巴斯、基辅等重要城市。为此，莫斯科曾首次鸣放礼炮祝捷。德军的“堡垒”计划完全破产。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他根据1953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和以后几年人口增长的情况，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一共有601938035人，这是一个静态的纪录。同年，在29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其余各省每省选10个县进行普查，另有35个县只查一区、两镇、58个乡、9个村，共有3018万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但是，从1953年以后的社会情况考虑，人民生活改善，结婚人数增加，孕妇产妇和婴儿得到福利照顾，老年人死亡率降低，国内秩序安定，以及人们思想上希望多福多寿，什么五世其昌，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残余影响等等，马寅初先生估计“近四年来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以6亿为基数，每年以千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一切有识之士，不能不认为这样增长下去是太可观，太快了。因而，马寅初先生认为，为了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加速资金积累。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该降低消费比例，这就必须把人口控制起来。同时，为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扩大轻工业原料的来源，提高粮食的消费水平，以及为促进科学研究事业，他认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为了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应控制人口。
　　马寅初先生在做了以上各点的分析说明以后，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建议在1958年至迟在1963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5年中或这10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中，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二）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如果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以上就是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
　　尽管现在来看“新人口论”在理论的周密和深度上以及对问题的阐述上，还有某些不足、不完善、甚至某些不确切的地方，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今天重读“新人口论”，仍感到甚至更感到它的直接现实意义。如果从那时起，能像今天这样真正地重视这个问题，能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意见，本着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来研究这个问题，本着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来宣传它，恐怕20多年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不至有这么快，困难也不至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遗憾的是，那时没有这么做。相反地，对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却大加指责，大加批判，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
　　当时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一顶帽子是：马尔萨斯主义。根据是：“新人口论”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不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出发来分析人口问题，而是抽象地谈论人的性欲、数量、质量、生殖率，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它否认了“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它谈论了人口的质量问题；谈论了人口和粮食的关系问题；等等。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二顶帽子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人口论”中说：“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950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又说：“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7册第151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今年增加的1300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100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1200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马寅初先生认为，这就难免发生副作用。因为，“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逐渐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1200万人口安插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三顶帽子是：对6亿人口缺乏感情。由于理论宣传片面，实际措施不力，致使我国人口迅速增长。
　　马寅初是浙江嵊县人，1882年生。早年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并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著名的民主战士。194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冲出国民党统治区，经香港进入解放区。
　　全国解放以后，马寅初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务，在发展我国文化教育和经济事业方面作出了贡献。
　　1979年9月14日，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宣布了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恢复名誉。

第一届友好运动会于1986年7月5日至20日在苏联莫斯科举行，除苏联、美国各派5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外，还有近70个国家30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18个项目的比赛，打破6项世界记录，8项洲级和90余项国家级记录。
苏联队夺得118枚金牌，雄居榜首，美国赢得42枚金牌，名列第二。中国也派出了28名运动员参加4个项目的比赛，夺得4枚银牌和5枚铜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