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7月6日，中俄订立《四厘借款合同》。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偿付对日赔款举借外债，俄国为攫取侵略权益，乘机以干涉还辽邀功，抢先揽借，但因财力不足，与法合贷，故亦称“俄法洋款”。合同共19条，附件1个。主要内容：借款4亿法郎，合1亿金卢布（约合白银1亿两；以94.125％折扣交付，年息4厘；偿还期限36年，以海关收入担保。这是甲午战后清政府第一次向列强借款。

1900年7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总司令，下动员令，调集约18万军队，分六路大举入侵中国东北。沙俄除参加八国联军共同行动外，还单独出兵，欲侵占东三省。当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东北地区后，沙俄遂以此为借口。7月30日，占领海拉尔、珲春、三姓（今依兰）；8月3日占领哈尔滨，4日占领瑷珲、营口，29日占领齐齐哈尔、宁古塔（今安宁）；9月1日占领伯都讷（今扶余），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占领奉天（今沈阳），6日占领铁岭，31日占领锦州。东北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被沙俄侵占。

布拉格古城广场上有座高大的胡司塑像，每年7月6日，人们纷纷来到古城广场或山羊堡胡司故居，缅怀这位爱国英雄。
　　1415年7月6日，是胡司遇难的日子。
　　胡司是捷克的爱国主义者、宗教改革家，于1371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布拉格大学毕业后，曾在神学院完成当时最高级的教育，后来又担任了布拉格大学校长和伯利恒教堂教士。
　　1412年罗马教皇又派人到捷克来兜售“免罪符”，胡司号召人们抵制这些“身穿道袍的狐狸”。布拉格出现了示威游行，大学生把教皇扮演成恬不知耻的娼妓。捷克国王倒向教会一边，处死了几位大学生。胡司挺身而出，斥责教皇派来的教士，说他们“比强盗还狡滑，还凶恶”，应该“用强制手段对付基督之敌——教皇!”布拉格大主教气急败坏地革除了胡司的教籍，捷克国王也解除他大学校长的职务，要他离开布拉格。
　　胡司移居南方山羊堡，继续在城镇乡村传教，用捷克文写了许多作品，大胆地提出宗教改革的主张：简化宗教仪式，用捷克语作祈祷；没收教会财产，不准教士借传道搜刮钱财……他还愤怒地抨击德国僧侣的贪婪和腐化，揭露他们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的罪行。
　　胡司的影响越来越大，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1414年，罗马教皇在德国皇帝指使下，召开康斯坦茨全欧宗教会议，策划镇压日益高涨的“异端”活动。教皇通知胡司参加会议，德皇答应保障他的人身安全。胡司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为了“公开地证明真理的伟大”，他毅然决定赴会。
　　胡司到达康斯坦茨不久，就被关进地窖。会议捏造了一大堆“罪状”，对他进行“审讯”，强令他取消自己的主张，却根本不给他申辩的权利。面对坚贞不屈、“为了捍卫圣经向我揭示的真理，我宁愿选择死亡”的胡司，教皇和德国皇帝无计可施，给他栽上“异端分子”的罪名，判以火刑。1415年7月6日，胡司殉难于康斯坦茨广场的火刑桩柱上。

１９１６年７月６日，大总统黎元洪重新任命中省军政长官，全国开始形成军阀割据局面。
　　黎元洪在北洋派控制的省份，基本沿用原班人马；在西南各省，则选用护国军领袖和地方军阀：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黑龙江督军兼省长毕桂芳，山东督军张怀芝、省长孙发绪，湖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山西督军阎锡山、省长沈铭昌，江苏督军冯国璋、省长齐耀琳，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江西督军李纯、省长戚扬，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胡瑞霖，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范守佑，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广西督军兼省长陈炳璇，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直隶督军兼省长杨增新，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

1935年7月6日，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
1935年5月29日，日本侵略军为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指为破坏《塘沽协定》，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于5月29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限3日内答复。经何与日方秘密会谈后，7月6日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无理要求，出卖华北大部主权，通称《何梅协定》。自此，中国政府撤走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按日方的指定撤换中国军政人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１９６３年７月６－２０日,中苏两党开始会谈。
　　７月６日，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会谈共进行了９次。苏方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作了长篇发言，攻击中共关于苏共领导“挥舞指挥棒”的比喻；攻击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来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言，指出苏斯洛夫的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歪曲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就两党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进行了申辩。此后苏方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中方彭真和康生相继发言，据理而争。会议进行期间，苏共中央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期间双方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于７月１４日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就国际共运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对中共中央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中共代表对苏共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抗议。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到下次会谈过程中，我们能够讨论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开的论战的决议。”会议在修改和达成会谈公报之后结束。
　　７月２１日下午，中共代表团返抵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解放军高级将领，华北局和北京市的负责人，都到机场迎接。
　　首都机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当邓小平、彭真和代表团成员走下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同他们热烈握手，致以亲切的问候。一群少先队员向他们献花。欢迎队伍响起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５０００多人不断地高呼：“拥护中共中央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正确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侵略政策！”、“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万岁！”、“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团结万岁！”等。邓小平、彭真等与代表团成员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绕机场一周，向在机场上欢迎的首都各界群众不断招手致意。这时候，列队欢迎的各界群众挥舞着彩旗、鲜花和彩带，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也绕机场一周，同各界群众见面。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激战4小时，失败被捕，慷慨就义。审讯时挥笔直书：“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瑞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徐锡麟（1873年生），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到浙东联络会党，又在绍兴办大通学堂，招会党头目来校受兵操练，借此积蓄革命力量。后纳粟捐官，以道员分发安徽候补，在巡警处供职。1907年与女革命党人浙江同盟会负责人秋瑾联系，准备于浙、皖两省同时起义。部署未定，嵊县等地会党先期发难失败。徐锡麟仓卒举事，孤军力薄而失败。

1938年7月6日至15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举行，到会代表149人。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张伯苓、王造时、黄炎培、史良、沈钧儒等100多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分别作了报告，通过了吴贻芳、史良、邓颖超等提出的《“七·七”周年纪念献金案》，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切实保证人民权利案》、《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等。
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意见》指出：“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地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以便能够有效地打击与战胜日寇，并奠定使中华民国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的基础。”。
《意见》还提出在参政会内应讨论怎样动员军力、人力、物力、财力保卫武汉，如何保证最低限度人民生活的改善，如何确保各党派和人民的合法权利等问题。
会前一日，毛泽东致电国民参政会，内称因病不能到会，向国民参政会进三言：“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