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７年９月１８日，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维护《临时约法》而发起的护法战争，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一个重要事件。
　　１９１７年７月初，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孙中山极为愤怒，即偕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但孙中山尚未到达广州，复辟丑剧即告结束，而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却在宪法研究会的鼓噪下，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１７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当晚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
　　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首先得到海军的积极响应。７月２１日，前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发表拥护护法的宣言，宣告海军独立，随后率海军第一舰队开赴广东。桂滇军阀为维护自己在西南的统治，也表示反对段祺瑞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早在６月２０日，桂系军阀就宣布，由于国会解散，两广地方军政暂由两省自主。不久滇系军阀唐继尧也表示与两广取一致行动。这样，两广和云贵四省遂成为护法基地。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参加护法。至８月中旬，到达广州的议员达１３０余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孙中山遂于２５日召集国会非常会议。３１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组织军政府的目的是“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并宣布约法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９月１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和陆荣廷为元帅（唐、陆均未就职），负责行使军政府职权。１０日，孙中山宣誓就职，表示要尽全力攘除段祺瑞等民国叛逆，恢复《临时约法》。随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揭开护法战争的序幕。
　　护法战争首先在湖南开始。还在护法军政府成立前，段祺瑞为实现武力统一的计划，即派其心腹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并源源不断地把北洋军开入湖南，引起湖南各界的强烈不满。９月１８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驻衡阳的湘军旅长林修梅联衔通电，宣告湘南自主。１０月６日，组成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同日，湘南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孙中山当即复电湘军将领，望其“勉事进行，以树大勋”。此后，湘南护法军和两广护法联军与北洋军在衡山、宝庆一带相持近一月，战况十分激烈。１１月，南军开始取得优势，接连攻克宝庆、永丰、湘乡、衡山、湘潭等地。１８日，湘南护法军占领湖南省会长沙。此时，各省护法势力也纷纷起来响应。１２月初，滇、黔、川护法联军赶走了段祺瑞派到四川的查办使吴光新，攻占了重庆。同月，黎天才等人在襄阳通电宣告自主，组成“湖北靖国军”；郭坚等人在凤翔宣告独立，组成“陕西护法军”。此外，河南、山东等省也有靖国军相继起事。短短三四个月，护法战争的烽火遍及十余省，使孙中山受到很大鼓舞，曾计划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
　　随着护法军的不断胜利，北京政府内部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与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冯国璋暗中主和，希望能借重西南军伐的势力，钳制段祺瑞。被段祺瑞派到湘南作战的北洋湘南各军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本属直系，在战争中采取了消极态度。１１月１４日，他们于前线通电主和，造成北洋军在湖南大溃败，段祺瑞被迫引咎辞职。而桂滇军阀在分别控制了湘川两省后，私利有所满足，也很快与直系军阀实行妥协。２８日，桂系军阀不顾孙中山的反对，通电主和。次年２月中旬，他们又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停战两周，使北洋军获得喘息机会。３月，段祺瑞重新上台，组织北洋各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占领的地盘很快大部丢失。在桂滇军阀的阻挠下，孙中山的北伐计划终于无法实现。
　　桂滇军阀在阻挠护法军北伐同时，还伙同政学会（由原欧事研究会部分人于１９１６年１１月在北京组成）政客分裂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几次公开表示不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合作。唐继尧不仅竭力阻挠驻粤滇军支持护法军政府，而且肆意诋毁孙中山。１９１８年１月，桂滇军阀为对抗孙中山，擅行组织所谓护法各省联合会。对于桂滇军阀破坏军政府的活动，孙中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１月初，他曾公开揭露桂系军阀企图扼杀军政府的罪行，并命令海军炮轰桂系军阀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的官署，以示警告。但是，由于孙中山缺乏有力军队的支持，桂系军阀有恃无恐。２月末，他们又卑鄙地暗杀了拥护孙中山、主张北伐的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政学会政客也极力反对孙中山的领导地位。４月１０日，由于政学会的活动，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将大元帅首领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国会这一荒谬决定。次日，他即向国会指出擅行改组军政府是非法的，并坚决表示：“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这时，唐继尧也致电西南各省，表示支持改组军政府。在桂滇军阀和政学会政客的压迫下，孙中山痛切地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目的，便于５月４日愤而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揭露了西南军阀的反动本质，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孙中山辞职以后，国会非常会议遂改组护法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护法军政府完全为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所控制。在此情况下，孙中山于５月２１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战争宣告失败。
　　护法战争的失败表明，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中国军阀势力，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得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软弱而又不敢发动工农，已经无力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

1905年，达格·哈马舍尔德出生在瑞典延雪平市，他的父亲曾担任过瑞典首相。他就读于乌普萨拉大学，先后获得艺术和法律学位。29岁时他又获得博士学位。他担任瑞典国家银行秘书后，由于擅长处理经济问题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威望。1941年，哈马舍尔德出任瑞典银行主席，成为该行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10年后，他进入外交界，担任瑞典外交副大臣。
　　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挪威人赖伊有“天才外交家”之称，第一任期届满后本可能连任，但由于他公开支持北约，组织入侵朝鲜的“联合国军”而激起许多会员的反对，只得辞职。1953年4月，哈马舍尔德接替赖伊执掌联合国。由于他的领导，联合国的声誉和效率提高了。1957年9月，在第12届联合国大会上，哈马舍尔德以全票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在哈马舍尔德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世界上既有冷战，又有热战，联合国基本上被美国控制，但他四处奔波，调解国际纠纷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人们称赞他“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55年，他为要求中国释放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俘虏而作过担保。1956年，他为解决埃及和以色列及其盟国之间的危机而奔波。作为秘书长，他对建立西奈半岛及加沙地区的联合国紧急救援部队，施加了影响。他还在中东地区发起了和平运动，并派观察家前往黎巴嫩。1959年，他去老挝“访问”，执行美国企图通过联合国对老挝进行干涉的使命。1960年到1961年，他又在刚果进行多次活动，组织联合国部队开进刚果。1961年9月18日，哈马舍尔德在非洲刚果(现扎伊尔)执行调停任务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飞机坠毁的原因至今不明。有人说飞机是被机枪击中而坠毁的，也有人认为是汽油不够而坠毁的。可以说，哈马舍尔德是当时某些政治集团相互争斗的牺牲品。
　　在当时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历史条件下，哈马舍尔德的活动必然打上为美国利益效劳的烙印，也赢得了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欢心。由于他“努力为刚果带来和平”而被授予1961年诺贝尔和平奖。为了纪念他，联合国图书馆便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为“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位于联合国总部西南角，与秘书处大楼相连。它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赠款兴建的。图书馆落成前，哈马舍尔德遇难，福特基金会于是要求联合国以哈马舍尔德的名字命名这座图书馆。
　　哈马舍尔德遇难后，出任联合国代理秘书长的是缅甸的吴丹。

1993年9月18日，历经我国学术界、出版界15年坚韧不拔的努力，74卷本的巨型知识总汇——《中国大百科全书》终于全部出齐，从而为中华文化发展史树起了一座新的丰碑。为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在市政协檀山厅为庆祝这项中国近代最大的文化工程的胜利完成召开座谈会。
盛世方修志，百年圆一梦。与会专家满怀丰收的喜悦，回顾百科全书事业发展的历程。他们说，早在本世纪初和建国后，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就萌发了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意愿，但因种种原因均未实现。《中国大百科全书》得以出版面世，不但印证了“盛世修典”的古训，填补了中国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历史空白，也终于能告慰立志于中国进步与富强的前辈学人的在天之灵。
不少专家还回顾了在编撰百科全书中的许多感人至深的事例。15年来，专家们以高度的事业心兢兢业业工作，呕心沥血，为大百科事业作出了贡献。正是专家学者们的严谨治学态度，才保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在百科全书的大旗下汇聚了两万多优秀的编撰人员，可谓名流荟萃，专家云集，堪称世界第一。
与会者对新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评价甚高。百科全书历来被人们誉为微型图书馆、工具书之王。囊括66个学科、覆盖整个文化领域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有近8万个条目，插图7万多幅，1.2亿字，并以内容完备、知识经典、印制精美而无愧于这样的称号。它不但显示了中国学术界、出版界的实力，也将服务于整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它是精神文明建设所结出的丰硕果实。
《中国大百科全书》凝聚了我国知识界、特别是老一辈学者专家的智慧和心血，展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的精神面貌。参加《全书》工作的学者、专家在编辑出版《全书》的同时，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树立了无私的奉献精神的榜样，他们在构建伟大的知识工程的同时，也建设了崇高的精神文明。陈至立指出，《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万人智慧的结晶，科学文化的长城。

1996年9月18日，中国电信与新加坡电信ＧＳＭ移动电话国际自动漫游协议在京签署，开通仪式也同时举行。这是我国移动电话首次跨出国门漫游，它标志着我国移动通信已由地区性自动漫游向国际性漫游迈进。
近年来我国移动通信发展迅猛，其网络建设一直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1996年1—8月，全国新增移动电话用户197万户，总数已近560万户。目前，已有24个省市自治区实现了ＧＳＭ联网自动漫游。到1996年底，全国有３０个省市自治区建立ＧＳＭ移动电话网络，并实现联网自动漫游。

1997年9月18日，日本商界爆出特大新闻：素有传奇色彩的日本八百伴公司当日下午已向法院申请“公司更生法”保护，实际上等于宣告破产。
这是战后日本流通领域最大的一起企业破产案。八百伴风风雨雨60年从欣欣向荣到入不敷出，令人感到震惊和惋惜，其教训也发人深思。
八百伴公司创业于1930年，总部设在日本静冈县沼津市，属于八百伴集团，是一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骨干食品超市。
许多人都知道《阿信的故事》这部日本电视剧。剧中的女主人公阿信，就是现实生活中创立八百伴的和田良平的夫人和田胜。《阿信的故事》所描写的就是和田胜一生创业的奋斗过程。直到1993年和田胜去世，人们还一直在传说着有关她一生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故事。
八百伴起初是和田一家在静冈县热海市开办的蔬菜水果店。经过30多年的苦斗，小商店有了相当大的发展，1962年正式更改店名为八百伴百货店。长子和田一夫秉承父业，出任八百伴百货店总经理，一夫的母亲和田胜担任最高顾问。从此，八百伴大举拓展海内外事业，开始增辟生产线，兼营家庭生活用品和服装，并先后在巴西、新加坡、香港、上海、英国、美国建立了一系列分号，掀起一股流通业国际化的浪潮。八百伴集团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36亿日元资本、42家日本国内骨干店铺、26家海外超市的连锁企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八百伴在香港的迅速发展。1984年12月，它在香港设立的八百伴一号店开业。1989年，和田一夫利用香港经济出现低潮之际，再次大举向香港投资，建立与香港富商的关系，生意越来越兴旺，八百伴的名声在香港越来越响。1989年10月，和田一夫宣布将八百伴环球业务总部迁到香港，并且以2.2亿元港币购买了香港会展办公大楼的顶楼两层。后来他又先后购入天水围商场和江景广常从1990年至1991年，和田一夫先后将八百伴饮食、八百伴食品公司的股票上市，1993年又将八百伴国际集团的股票独立上市，以支持总公司的发展。接着，和田一夫将重点转向上海浦东，与上海方面合资成立了上海第一八百伴公司。
现年68岁的和田一夫曾被人们称为“流通风云儿”，何以遭到破产厄运呢？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至少犯了盲目投资和经营不善的错误。
首先，八百伴在日本国内根基不深，却一味强调实施全球战略，在国外开拓过头。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日本，八百伴仅以静冈为中心拥有几十家中坚超级市场，未能很好地把握日本国内商情和商业机会。其次，举债过头，难以为继。八百伴主要依赖债务开展经营，通过庞大的营业额及现金周转支持生存。据报道，它的负债总额达1613亿日元(约合13.4亿美元)。1994年，美国联邦储备局接连6次提高利率，这使八百伴集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它不得不设法减债，开始陆续出售一些店铺。从90年代初开始，八百伴发行公司债券，从金融市场直接筹措资金，渐渐地脱离过去所依靠的东海、住友信托、日本长期信用这三家银行。八百伴这种由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转换为直接融资的做法虽然符合金融自由化的时代潮流，但是，当资金周转恶化时，没有主要银行的支持，就必然要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八百伴正是尝到了这一苦头。
被称为企业发展奇迹的八百伴集团从96年开始陷入困境后，曾试图通过更换招牌来改变困境，去年他们正式将该集团的标志由“地球”图案改为“八”字图案，既取八字的吉祥之意，又有象征双手合什，知遇感恩之义，并表明八百伴是“世界市民企业集团”，以“服务世界”为宗旨。但是，更换招牌后，八百伴不仅没有扭亏为盈，反而风波迭起。和田一夫被迫出售自己的豪宅，以缓解债务，但却毫无起色。去年5月，他又将日本国内的16个收益较好的店铺卖给了大荣公司。最后，为了避免更糟的结局，他终于在今年9月18日向静冈地方法院申请了“公司更生法”保护。
由于八百伴的资金周转从7月以来日益恶化，7月7日该公司的股票由200多日元下跌到184日元，7月11日又跌到95日元，9月18日这天竟下降到70日元。东京证券交易所9月18日宣布，从19日起停止八百伴日本公司股票的交易，并且将于12月19日废止该公司的股票上市。同时，根据“公司更生法”的申请，八百伴公司所发行的400亿日元的转换公司债已不能偿还，银行是不会收购的。但是，这次倒闭的只是八百伴日本公司，八百伴集团依然存在。八百伴日本公司总经理、和田一夫的四弟和田光正近日向记者表示，尽管他本人将引咎辞职，但八百伴集团在日本国内的其他店铺及在海外的分号仍将照常经营下去。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新中国50年的光辉历程中，“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大力协同，无私奉献，勇于攀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重要标志，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经济建设，大大增强了国防实力，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它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奠定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振奋了国威、军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奉献的科技骨干队伍，为我国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科学管理方法，已广泛应用于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等各个领域；在“两弹一星”研制者身上体现出来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精神，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力量源泉。4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从研制“两弹一星”开始创立起来的我国高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当前，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世界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但天下仍不太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特别是新的科技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变革方兴未艾，这既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又带来了空前的严峻挑战。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任务十分艰巨。为了在新的形势下大力弘扬研制“两弹一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实施科教兴国和科技强军战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上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这23位科技专家是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2000年9月18日，首届亚洲国家政党国际会议在马尼拉开幕。来自亚洲地区40多个政党的约170名代表将在会上讨论加强亚洲地区政治和经济合作等议题。
本次会议主席、菲律宾众议院前议长德贝尼西亚在开幕式上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亚洲各国政党带领各国人民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创造了经济奇迹。目前，各国政党应该加强亚洲地区的政治合作，为建立一个和平、自由和繁荣的亚洲而努力。
他说，亚洲各国目前仍然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包括完成工业和农业现代化、消除贫困、遏制腐败以及更好地适应技术和知识革命等。他建议亚洲各国政党借鉴欧盟各国整合的经验，在现有区域性组织的基础上，探讨建立亚洲议会、亚洲基金、亚洲共同市场和亚洲共同货币等区域一体化组织的途径。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马文普在大会发言中说，首次亚洲政党会议的召开是亚洲各国政党的一件盛事，也是亚洲各国政党加强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他说，这次会议对维护亚洲和平与稳定、推动亚洲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马文普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目前的内外政策。他说，中国共产党不计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同一切愿与中共交往的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关系。他希望与会代表为建立公平、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亚洲而共同努力。
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亚洲的20个国家和地区。亚洲地区的一些资深领导人，包括柬埔寨国民议会议长拉那烈亲王、韩国前总统金泳三、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等出席了本次会议。此外，来自欧洲和美洲的一些政党代表作为特别来宾也参加了18日的会议。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驻中国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即在几天内侵占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以其制造的“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大举进攻沈阳。当时，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卖国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撤至山海关内。日本侵略军乘虚而入，于9月19日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至1932年1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3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我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涌现出东北义勇军等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在“满蒙”建立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1996年9月18日，各国议联第九十六届大会召开会议，起草一项题为《进一步促进尊重和保护普遍人权，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权利》的决议。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提交的决议草案以绝对多数票被选为决议的基础文件。
人权问题是这次大会上被广为关注的议题之一。２１个国家的议会代表团向决议起草委员会提交了决议草案，在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草案被选为基础文件。
中国代表团介绍，这项草案是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及有关国际公约的精神制定的，同时也力求反映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观点。
许多国家代表团在发言中说，中国代表团的草案非常全面。一些议员称，能够提供如此成功的草案，这本身说明了中国对保护人权，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权利，是十分重视的。
中国代表团提供的决议草案呼吁在实现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要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共同促进保护人权。
草案呼吁各国采取谈判方式和平解决争端和分歧，并共同努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妇女和儿童充分享有人权创造良好的环境。
中国代表团草案中的“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然是不公平的，阻碍了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实现”的论断在经过热烈讨论后被认可。
在讨论中，一些代表提出了应该在决议中补充规定，要求大国不要滥用经济制裁手段，使别国人民的人权免受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