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2月6日英王詹姆士被宣布“自行退位”，立威廉和玛丽为国王和女王，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所谓的“光荣革命”事件。
　　“光荣革命”实际上就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发动的一次政变，目的就是为了在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巩固资产阶级政权。
　　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崛起，在政治上也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地位，但是代表封建势力的旧贵族却依然设法维护他们失去的天堂。1685年，詹姆士二世继承王位，他大批释放被监禁的天主教徒，起用天主教徒担任军官。1687年，他又发布“信教自由宣言”，专制统治变本加厉，愈来愈威胁着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的利益。这时詹姆士已经年老，尚无子嗣，辉格党人和托列党人怕推翻詹姆士会引起新的人民革命运动，因此决定暂时忍耐，准备等詹姆士老死后再说。但是，1688年詹姆士得子，他们知道等待无望，就断然通过议会派遣代表去荷兰迎来詹姆士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并由各区代表组成代表会议，正式宣布了詹姆士下野，英国资产阶级的一次政变终于圆满地获得成功。

1937年2月6日，曾任红军总政委、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在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从现在看过去》的书面检讨，他说，错误表现在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抹煞了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英勇与坚强；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怀疑，对中央的批评和指示表示不接受和误解；组织上的对立。而错误的根源在于“军阀主义倾向得到发展”。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合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言。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

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始建于1960年。1978年，教育部建立了中央电化教育馆。
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北京举行开学典礼，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设立了电化教育馆，除西藏正在筹建广播电视大学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有广播电视大学。1986年，中国教育电视台成立并开通卫星频道，目前已有三个频道，其中一个频道专为9年义务教育服务。全国拥有省级教育电视台10个，地市级台104个、上万个卫星地面接收站，到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世界上在本土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以广播和卫星电视传播为主要媒体的网上学习体系。
　　 廿年来，运用广播电视的网上学习系统，我们为200多万所中小学教师和校长提供了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1997年与1986年相比，中国小学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由62.8％提高到93.1%。我们还播出中小学优秀教师示范课和中、小学校管理人员培训课程。广播电视大学20年来共培养了231.38万大专毕业生，自1996年试点注册视听生后，目前在读学生已达26万余人。我们的广播电视学校，还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提供了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一直是困扰教育界的一大难题。1998年2月6日，国家教委决定调整中小学部分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并加强对教学过程的指导与管理，以推进实施素质教育，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据悉，这次调整将不改变现行课程结构、课时和教材体系，重点调整的学科，小学为语文、数学，初中为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对小学自然、社会和初中生物、历史、地理等学科，如有需要也可适当调整。调整方式和要求包括适当删减教学内容、适当降低教学要求层次、部分教学内容改为选学内容，适当缩小考试内容范围。
国家教委提出，活动类课程旨在丰富学生感性学习经验，提高观察、分析、动手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参与精神和创造能力，要防止活动类课程学科化倾向，或形式主义走过场。人口教育、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国防安全教育、环境教育、减灾教育、消防教育、交通安全教育、禁毒教育等专题性教育内容进入学校课程有积极意义，但应加强管理，使之规范。
国家教委指出，对在这次调整中所删减的或改为选学和定为不考试的内容一律不得作为中考和其它考试的内容。考试命题的标准一律以本次调整后的内容和要求为依据，不得任意拔高。为使这次调整工作和高中新课程方案的实施相适应，国家教委还将对现行高中课程中的数学、物理等学科的部分教学内容和要求进行调整。
国家教委还强调，实施素质教育要逐步建立学生全面发展的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坚决摒弃仅以学业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以及损害学生人格的错误做法。当前要积极提倡在小学实行等级分制，以及通过激励性评语促进学生进步的做法。在普及初中教育的地方，要取消小学升初中的考试。除初中毕业考试与升学考试两者合一外，要逐步取消义务教育阶段任何形式的统考，初中阶段一般不实行会考。

1999年2月6日晚，第四届亚冬会圆满落幕，来自亚洲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冰雪健儿在闭幕式上载歌载舞，并相约四年后于日本青森再相会。
　　闭幕式前，举行了本届亚冬会最后两场比赛———男子冰球冠亚军之战和三、四名之争。在哈萨克斯坦队与日本队争夺男子冰球冠军的比赛中，哈、日两队以一比一战平，但哈萨克斯坦队凭借净胜球多而夺得本届亚冬会最重的一枚金牌。另一场中国队与韩国队争夺男子冰球铜牌之战，中国队以七比二击败对手。
　　在为期七天的本届亚冬会金牌争夺战中，四十三枚金牌被五个国家瓜分。中国代表团以十五金的战绩列金牌榜首位，东道主韩国代表团以十一金的战绩位列金榜次席。

1989年2月6日，经过长期准备的波兰“圆桌会议”终于开幕了。波兰党政当局和政治反对派代表，以及各界名流57人一同坐在圆桌旁，共商国家大事。这是波兰为寻求民族谅解开辟的新途径。
　　举行圆桌会议的动议是波兰当局1988年8月中旬提出的，当时正值波兰198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工潮。波兰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将军受命提出，如果瓦文萨(波兰团结工会主席)帮助说服工人停止罢工，就意味着圆桌会议的开始。瓦文萨响应这一呼吁，于8月31日同基什查克举行了第一次会晤。而后，他奔赴各罢工地点，制止了罢工浪潮。1988年底，二人又进行了两次会晤，就召开圆桌会议等问题进行磋商。由于双方在会议议题、开会时间和代表人选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致使会期一再拖延。
　　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十届十中全会续会，会上进一步讨论了改革党、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问题，并分别就两个问题作出决议。会议指出，波兰愿意同每一个建设性的政治力量进行对话，共同寻求谅解的形式；主张在民族谅解的条件下取消对成立新工会的限制，但前提条件是新成立的工会要遵守宪法和法律秩序，利用本国的财政资助制止破坏社会安宁和国家稳定的行为。
　　团结工会全国执委会对波党中央的决议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向社会对话迈出的重大步伐”，团结工会将以国家利益为重，遵守国家现行法律，并表示为了国家前途要尽快开始谈判。1月27日，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同内务部长基什查克举行了第四次会晤，双方同意2月6日开始正式举行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历尽周折得以召开，主要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和双方都变得更加明智的结果。以瓦文萨为代表的团结工会温和派经过1981年的挫折也接受了教训，认识到一味罢工不是克服危机、改善生活的最佳途径，于是接受了当局提出举行圆桌会议的倡议。
　　参加第一次圆桌会议的团结工会代表中包括当局曾经极力反对的“极端分子”库龙和米赫尼克。会上各方代表阐述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随后成立了三个专题小组，分别就经济和社会政策、工会多元化、政治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根据代表的建议，在小组之下还设立了外债问题、环保问题、物价和收入问题分组。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波兰“圆桌会议”于4月5日闭幕，双方签署了一项《公报》和3个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和工会多元化问题的协议。波兰内务部长在会议结束时指出：“圆桌会议”将成为通向民主和自由的波兰之路的开端。

2001年2月6日，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宣布，通过定位克隆的方式，两家机构最近分别成功地克隆了遗传性乳光牙本质Ⅱ型基因。这两家机构是该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和中国医学科学基础医学研究所医学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一成果，表明我国在口腔遗传病研究以及人类遗传疾病基因定位克隆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牙病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遗传性乳光牙病是最常见的口腔遗传病，发病率在1／6000—1／8000。这类病患者由于牙本质的矿化缺陷，牙冠易脱落，引起牙齿严重磨损。对此，目前尚无有效的药物能治疗。京沪等地的科学家，通过对四个遗传性乳光牙本质家系的分析，发现了位于四号染色体长臂的DSSP基因产物在牙本质发育及内耳正常功能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有用的线索，为该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了希望。
　　这一研究的两篇论文同时发表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2001年2月出版的《自然遗传学》杂志上。国际同行称：这一重要成果有力地表明，随着人类基因组工作的迅速进展，人类遗传病基因的“定位克隆”已经不再为西方科学界所垄断。
　　这一成果是集体大协作的结晶。参加的单位地跨我国南北方，参与者包括医学科学家，参加单位有天津医科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2医院、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中国科技大学、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眼耳喉鼻科医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和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与南方研究中心等。

1998年2月6日，韩国自由民主联盟名誉总裁金钟泌表示，韩国将遵守与中国建交时的协议，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金钟泌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将于２月８日至１２日访华。他是在临行前会见中国记者时作上述表示的。
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韩中两国建交时已经就此问题有过协定，韩国将忠实地遵守自己的承诺，不会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不会发生违背诺言的事情。韩国与台湾之间的交往只保持在民间的范围内。
根据金钟泌领导的自由民主联盟和金大中领导的新政治国民会议在去年大选前达成的协议，金大中当选总统后两党将联合执政，由自由民主联盟人士出任总理。因此，金钟泌有望出任韩国总理。

在那长夜漫漫、风雨如晦日的岁月里，有多少忠贞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壮怀激烈，视死如归，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捍卫党的事业。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两个青年男女革命者，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举行结婚典礼。就是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周文雍同志和当时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同志。
　　陈铁军出身于华侨商人家庭，在“五卅”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她由一个追求个人上进的大学生，转变为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革命者，并于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事件，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这时党派她协助周文雍同志工作。周文雍是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正夜以继日地准备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因为工作需要，党指示周文雍和陈铁军合租一个房子，建立秘密联络点。为了掩护工作，他们假称夫妻，秘密进行活动。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工作上的互相帮助和生死与共的斗争，把这两个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他们都以事业为重，顾不上谈个人的爱情。
　　1927年爆发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陷入敌人大屠杀的血海之中。积极参加这次起义的周文雍和陈铁军，在起义失败后，继续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两人同时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周文雍在墙上写下了这样的诗篇：“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驱为群裂！”
　　1928年2月6日，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敌人押上刑场。两位烈士态度从容，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陈铁军向周围的群众宣布：“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吧！”一对革命情侣，就以这样的英勇气概慷慨就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