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１８１３年５月２２日生于莱比锡小官吏家庭。幼年喜爱文学、戏剧、绘画。１８３１年在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并学习作曲理论。１８３３年起，先后在一些中小城市的歌剧院任指挥和音乐指导。丰富的演出实践对其歌剧创作和歌剧改革思想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１８４２年，德累斯顿歌剧院上演其歌剧《黎恩齐》获成功，被任命为该院指挥。后受巴枯宁影响，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事败后流亡瑞士，转向妥协，信奉叔本华、尼采的悲观哲学。１８６４年应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之召，返慕尼黑。７０年代为实践其歌剧改革的主张，在拜罗伊特城自建歌剧院，上演其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等。１８８３年逝世。他所作歌剧还有《漂泊的荷兰人》、《汤豪舍》、《罗恩格林》、《歌唱大师》、《帕西法尔》等。主张歌剧改革应以福州为题材，戏剧与音乐须组成有机的整体，交响乐式的发展是戏剧表现的主要手段。他运用不间断的音乐结构的主导动机手法、半音和声体系和配器效果，丰富了歌剧的艺术表现力，对欧洲专业音乐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福尔摩斯是全世界人所皆知的最能干的侦探，他具有超人的天才，无所不能，任何复杂的案件，只要到他手里就不难侦破，在侦破工作中，他真正达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境界。但是，福尔摩斯这个人不是真实的人，是虚构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的创造者是英国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
　　柯南道尔，1859年5月22日生，父亲是政府建工部的公务员。柯南道尔青少年时期在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188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索思西开业行医。但他对文学怀有强烈的兴趣，尤其是爱读侦探小说始祖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并不断地向《康希尔》杂志投稿。
　　柯南道尔的创作道路并不平坦。1886年4月，他写成福尔摩斯的第一个侦探故事《血字的研究》，寄给《康希尔》杂志的主编，得到的回答是“作为短篇故事太长，作为一本书则短”，因此未能出版。接着他寄给弗雷德里克·活恩和阿罗史密斯，连看都没有看就退了回来。后来，他寄给沃德·洛克出版公司，回答说：“故事不能马上出版，如果愿意把稿子留给我们，我们将选入《1887年比顿圣诞年刊》。”就这样，这部作品总算在1887年出版了。
　　《血字的研究》中的福尔摩斯立即引起人们的兴趣。《利平科特杂志》的编辑得到这篇小说之后，约柯南道尔继续写一篇关于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于是，《四签名》在1890年问世。获得巨大的成功。1891年，柯南道尔决定弃医就文，专门从事写作。从1891年7月开始，《波希米亚丑闻》等12个福尔摩斯侦探故事，陆续在《海滨杂志》上发表，于1892年汇编成《冒险史》发表。1892年底，以《银色马》开始的12个福尔摩斯侦探故事陆续发表，1894年，这12个故事汇编成《回忆录》出版。这时，柯南道尔想停止写这类故事，于是让福尔摩斯堕入激流中淹死。
　　但是，由于作品谴责了各种犯罪和不道德行为，宣扬善恶有报和法网难逃的思想，在普通公众中引起心理共鸣，福尔摩斯作为一个文学现象已经深入人心。广大读者遗憾于福尔摩斯之死，甚至对作者进行威胁和谩骂。1903年，柯南道尔利用丰富的知识，在《空屋》这一故事里让福尔摩斯死里逃生，从而又写成了《归来记》、《恐怖谷》等四组福尔摩斯的故事。由于所有的故事都以福尔摩斯为中心人物，后来合起来称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柯南道尔死于1930年。他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塑造了福尔摩斯这个文学形象。虽然他的作品缺乏深刻的、真正的社会意义，但是，由于作品情节惊险，结构谨严，起伏迭宕，引人入胜，以致风靡欧洲，在世界有广泛的影响。

李富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功勋卓著，留下了许多为人称颂的革命业绩。
　　李富春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900年5月22日。他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李富春参加了北伐战争和红军长征，先后在党务、军事、经济等各条战线上担负过重要的领导工作。
　　解放初期，李富春深知正确的领导和决策来源于对情况的全面掌握和深入了解。他身体力行，凭着对人民利益极端负责的精神，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掌握第一手情况。50年代初，为了制订和贯彻执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他深入第一线了解情况，并进行具体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经常白天奔走于旷野荒原，实地勘察；晚上召开会议，听汇报，搞论证，审方案，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一五”计划确定的156个大中型骨干项目，他都逐项摸清情况。这些项目的建设工效堪称一流水平。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样的大项目，从设计施工到建成投产，仅仅用了3年时间，这项非凡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李富春同志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的楷模。他在各个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是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按李富春同志的工资水平，完全可以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但他平时节衣缩食，生活十分简朴。吃饭的菜总是一荤一素一汤，再加一小碟辣椒，只有来客人时才加一两样好菜。他出国或接待外宾，穿着整洁得体，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清楚，他穿的都是“工作服”。就是这样的工作服，从建国到他逝世，一共也只做过两次。平时工作或在家里，他总喜欢穿布衣，衣服破了打上补钉接着穿。许多人对他过如此清苦的生活感到不理解。直到他逝世后，他的夫人蔡畅把老俩口长期节省下来的10万元人民币，连同利息一并交了特别党费时，人们才明白了李富春生活节俭的原因。当时曾有人问蔡畅同志，要不要给孙子留下一点？蔡畅同志果断地回答：“不!这钱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富春去世了，我们应当把这些钱交还给党和人民。孩子们要靠他们自己去劳动。”李富春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1979年1月9日，李富春在北京病逝。

陈景润，福建福州人，1933年5月22日出生。
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留校图书馆工作。1957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1973年发表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与不超过两个素数乘积之和》(即“1+2”)，把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推进了一大步，被国际学术界推为“陈氏定理”。著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
1996年3月19日于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