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8月12日，挪威通过公民投票中止了和瑞典的联盟。在一个全国性的公民投票中，368208票选择中止联盟，只有184票表示希望联盟继续存在下去。这个联盟可以追溯到1814年签订的将挪威置于瑞典主权之下的《基尔条约》。挪威拒绝接受这个条约。因此，以后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当国王最近拒绝批准一项成立挪威单方面的领事机构的议会提案时，政府通过集体辞职使他孤立起来。这就给议会在6月废除同瑞典的联盟铺平了道路，昨天的公民投票进一步证实了该举动是正确的。

1908年8月12日，第一辆T型小汽车从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公司的装配线上开了出来。这种敞篷车可乘坐两人。价格为850美元。这种车看上去并无奇特之处，但比较容易驾驶，开车的人不一定得具备机械方面的才能。福特说，保养这种绰号叫“小莉齐”汽车很简单。
当时只有特权阶级才拥有汽车。福特希望使T型车标价较低，以使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能买得起。亨利·福特的工厂直接控制着原材料，装配线使用皮带传送机。T型车是福特汽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这家公司还得作些改进以提高这种车购性能。

1949年8月12日，63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了4个公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统称《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于1950年10月21日生效。公约规定了冲突各方最低限度应遵守的原则。1952年7月13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承认日内瓦四公约。1956年12月28日，我交存批准书，但对其中的一些条款提出保留意见。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华国锋、邓小平、廖承志出席，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圆田直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这是继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公报以来两国关系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条约》基本内容是：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条约有效期为10年。条约的签订，开辟了两国长期友好合作的新时期。

1978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港澳工作预备会议的报告》。中央批示：开展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 ，不能照搬照套内地的做法，要解放思想，大胆放手，多想办法，加快步伐，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中央决定成立港澳小组，以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

1998年8月12日，60多辆可以使用液化石油气和汽油两种燃料的公共汽车驶上北京街头，标志着北京市公共汽车开始使用清洁燃料。
双燃料汽车的司机在运行中首先使用液化石油气燃料，燃料用完以后才使用汽油。这种环保型的双燃料汽车外型和普通汽车相比没有任何不同，经过简单的技术改造，它增加了一个液化石油气罐和相应的燃料供应系统。
为了保护首都环境，北京市公交总公司在年内准备改装1000辆双燃料汽车，并建设与之配套的加气站。

1989年8月12日上午，黄岛油库遭雷击起火爆炸。尽管青岛和黄岛区的消防干警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扑救措施，但因风大火猛，至下午2点40分，随着一声巨响，周围其它几个储油罐又发生爆炸起火。青岛市有关领导正在现场指挥补救。市医务人员赶赴现场抢救伤员。北海舰队、北航派出消防救生船和水上飞机参与灭火，北航、港务局分别派出直升机和船只协助抢运伤员。
　　为纪念1989年8月在黄岛油库灭火中牺牲的19位烈士，黄岛油库烈士纪念亭1990年11月落成。烈士纪念亭建在原四号油罐基座一侧。亭高10.14米，结构为双层八角十 二红柱，黄色琉璃瓦盖顶，显得肃穆庄重。19位烈士遗像悬挂其上，书有“黄岛油库灭火烈士千古”字样。
　　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油库爆炸的消息传到中南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极为挂心。中南海与黄岛即刻搭起一条“热线”。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连三次给青岛打电话，关切地询问灾情。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火灾的第二天，乘飞机赶赴青岛，到火灾现场。
　　1989年8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看到关于黄岛油库火灾的几份电报后，给青岛市打电话询问黄岛的情况。
　　秦家浩副市长在电话里汇报了黄岛油库起火爆炸的灾情后说：“下午刮的是南风，大风将火势扑向油港，情况相当危险。现在风向转了，对救灾很有利，油港可以保住。”
　　江泽民又问：“起火原因是什么？”
　　秦家浩回答：“是雷击起火。”
　　江泽民追问：“没有避雷针吗？避雷针不起作用吗？”秦家浩回答：“据说是地滚雷，避雷针失去了作用。”
　　江泽民总书记又关心地询问伤员的抢救情况。
　　秦家浩报告说：“伤27人，有14人失踪，烧坏9辆消防车、1辆消防指挥车、3辆吉普车和面包车。部队出动直升飞机参加救护，大部分伤员已运到青岛治疗，水上飞机也参加了灭火。”
　　为了及时了解灭火救灾的第一手材料，江泽民总书记记下了灭火第一线指挥部的直拨电话号码。
　　时隔不久，江泽民总书记又挂电话到黄岛灭火指挥部，询问最新情况。
　　13日上午，副市长俞正声接到江泽民总书记的第三次电话。江泽民总书记要求俞正声向参加灭火的同志们转达党中央的问候……

1998年8月12日，中国联通天津分公司的市话业务正式放号经营。这意味着长期以来由中国电信独家经营市话市场的垄断局面从此被打破，广大的市话用户也将因此享受从未有过的选择权。
中国联通是经国务院批准，是当时的电子部、电力部与铁道部共同发起成立的我国第二家经营电信基本业务和增值业务的大型企业。自1994年成立之初，便首先进入移动通信市场，与中国电信展开了竞争。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电信只要调整“交叉补贴”的结算方法，就可以置联通于必然亏损的境地，所以经营市话是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间公平竞争的必要前提之一。而联通只有建成自己的网络，才能拿到进入市话市场的入场券。
在一番艰苦的努力之后，双方互联互通的所有技术问题得到了解决。8月13日，天津市邮电公用通信主网与联通天津市话网总协议正式签署。规则制定完毕，联通天津市话网开始放号经营，双方在市话市场上的比赛正式开始。
联通天津市话网开通的最大意义不在于能给老百姓装多少部电话，优惠多少钱，它关键是给垄断的市话市场带来竞争，进而推动整个邮电行业的发展。

2000年8月12日23时，俄罗斯海军“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演习时沉没，艇上118名官兵不幸罹难。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核潜艇事故。1994年建成、1995年服役的“库尔斯克”号是俄罗斯最新、当今世界最大的战略核潜艇之一。“库尔斯克”号沉没后，俄罗斯立即组织抢救，并邀请挪威和英国救生人员参加救援，但未能奏效。8月21日，俄罗斯宣布艇上官兵死亡，停止救援工作。关于“库尔斯克”的失事原因目前仍众说纷纭，俄军方认为，是与另一艘外国潜艇相撞所致。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在北平逝世。
　　朱自清，1898年出生，原籍浙江绍兴。191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2年，他同俞平伯、叶圣陶等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五四”以来最早的一个诗刊。1923年，发表第一首长诗《毁灭》。1926年10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背景》。1931年到英国留学，并漫游欧洲数国。1932年回国主持清华大学文学系。1947年，他为北平当局任意捕人发表抗议书，又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宣言上签名。1948年6月，他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后因胃病复发，医治无效，终在贫病中死去。死前，还嘱咐家人不要购买美援面粉。毛泽东对朱自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粉”的精神，给予称赞，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99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记者柏生写的文章《永远怀念朱自清老师》。文章说：记得1946年，朱自清先生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大学继续任教，那两年，正好我也在清华大学读书。在文学系里，我选了朱先生的课，大约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史专题研究》、《历代诗选》等课吧！先生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教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当时朱先生因8年抗战中长时间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胃病时而发作，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每次上课，他仍然认真备课写讲义，课堂上板书一笔一画从不潦草。朱先生不仅在课堂认真讲学，课下，还同我们青年学生一起探讨问题。他总是那么谦虚，对我们既循循善诱，又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甚至先生自己写了文章，也常常要倾听同学们的意见。学生写了读书报告或学术论文，朱先生总是认真仔细地加以批改指导，甚至一句话，一个标点，他都从不放过。至今，我还保留着朱先生用铅笔为我修改过的一篇学术论文。
　　1947年10月中国文学系举行迎新大会，1948年元旦中国文学系在余冠英教授家里举行新年同乐晚会，朱先生都参加了，而且和同学们一起扭秧歌。朱先生对当时从解放区带进清华园里的秧歌，十分感兴趣，他非常有兴致地挤在我们男女同学的队伍里，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而且学习得最认真。当时朱先生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但他那种向青年人、向新时代学习的认真严肃态度，令我们十分感动和敬佩。我记忆最深的是，1948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场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俗，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表示十分支持。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深受感动。但我至今内疚的，是那晚不应让朱先生吃元宵，虽然他只尝了一个，但第二天胃病又发作，幸好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朱先生在清华这段时间，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是极为亲密融洽的，他既是我们的严师，又是我们的慈父。在学生身上，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虽然朱先生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但仍强忍着病痛，为我们上课，阅改论文报告，而且对我们学生运动表现得越来越积极支持了。我们学生举办的各种文艺、诗歌晚会，朱先生总是高兴地来参加，而且会上还发表了受到学生热烈欢迎的讲话。
　　在办学方针上，朱先生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在朱先生的主持下，中国文学系制定了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开创新时代文学的办系方向。朱先生自己不论在古典文学、新文学以及文学批评、语文教学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1948年夏天，大学毕业考试结束后，党组织决定调我去解放区学习。离开清华园的前一天，我怀着依恋的心情，来到北院十六号朱先生家里，向他告别。我只说有事要离开北平一段时间，回来后一定再来清华园看望他。多思的朱先生，大概猜到了我是去解放区吧！他凝神地望着我，轻声地说：为什么这样匆匆地走了呢！我无言对答，这是组织的决定啊！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明白地告诉朱先生我是去解放区呢！谁料到这一别竟是我们师生最后的一次会见。记得，那天朱先生说了许多勉励我的话，分别时，朱先生不仅把我送到家门外，还缓缓地送了好几步路，然后伫立在院里望着我。我一面摇着手，一面回过头，望着朱先生，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影子时，我才若有所失地发觉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
　　朱先生1948年8月12日病逝的时候，我正在冀中解放区泊镇学习。大约是隔了一两天，我才得知他因胃病复发，送到北大附属医院，手术后几天便凄凉地病逝在医院的病床上。在解放区突然听到这个噩耗，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独自坐在一间农民的小屋里啜泣着，窗外天阴沉沉的，落着细雨，仿佛和我一样在悲泣哀伤。朱先生那清癯温和的面容，穿着一身淡黄色半旧西装，一手拿着书，一手携杖，慢步走在清华园林荫路上的身影，以及课堂上朱先生一板一眼、认真讲课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不令我深情地怀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