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年3月1日，肖邦生于波兰华沙郊区热拉佐瓦沃拉。他6岁开始学习钢琴，8岁时开始公开演奏。1824年肖邦师从德国音乐家、华沙音乐学院院长埃尔斯纳学习音乐理论。
　　1829年肖邦从华沙音乐学院毕业。当时正值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高潮的年代，反对外国奴役、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斗争对青年肖邦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培育了他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1830年肖邦离开华沙，出国深造，从此永远离开了祖国。1932年他在赴巴黎途中经过斯图加特，得知华沙起义遭到沙俄镇压和华沙陷落的噩耗，精神受到强烈震撼。到巴黎后，他放弃了去伦敦的计划，在巴黎定居，从事钢琴演奏、教学和创作活动。在这里他除了与流亡巴黎的波兰侨民密切交往之外，还结识了匈牙利杰出的音乐家李斯特，法国著名文学家乔治·桑以及海涅、密茨凯维奇等知名人士。肖邦的作品深受祖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具有极深刻的民族性、思想性和崇高的革命内容。他的创作始终以描述波兰人民的生活和英雄气概为主题，作品大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波兰人民对自由的渴望。
　　肖邦的音乐具有无与伦比地幽婉、细腻、抒情而优美的特点。他的钢琴曲包括各种类型，其中最令人陶醉的钢琴曲是他的“夜曲”，这是极其优美的乐曲，它抒情、沉思而带有忧郁的感情，曲调富于歌唱性。肖邦一生共写了20首夜曲。他的另外一种乐曲叫“前奏曲”，比夜曲稍微短小，但更加抒情。据说这些前奏曲是肖邦在阴雨连绵的玛乔尔卡岛创作的。他的降D大调《雨滴前奏曲》是人所共知的前奏曲。比前奏曲规模大一些，而又丰富多彩的“练习曲”是肖邦创作的另一部分宝贵财富。本来练习曲是为练习而写的，但肖邦在他的练习曲里赋予它诗情画意般美妙动人的艺术生命，给人以无穷的美的享受，如《蝴蝶练习曲》、《革命练习曲》等。肖邦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各种舞曲，如圆舞曲、波兰舞曲、玛祖卡舞曲等。圆舞曲源于德国，但肖邦把它变成了高尚、典雅的音乐，供人欣赏，因此他的圆舞曲不同于一般圆舞曲，如《离别圆舞曲》便是。肖邦还写了一些叙事曲、诙谐曲、奏鸣曲、协奏曲，他写的一部奏鸣曲中第二乐章的《葬礼进行曲》是人所共知的哀歌。他写的著名协奏曲，则更加绚丽多彩，闻名遐迩。
　　1849年10月17日，肖邦在他的巴黎寓所中逝世。临终前，他嘱托亲人将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波兰安葬。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我国对外经济、科技领域的杰出领导人方毅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１岁。
　　方毅，又名方清吉、方静吉。１９１６年２月２６日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少年时期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信仰共产主义。１９３０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１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厦门、漳州共青团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共青团厦门中心区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１９３４年底，方毅去上海接受党的工作任务时被捕。最后被判重刑，打入死牢。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毅于１９３７年８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奉命赴湖北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民运部长，鄂东特委书记。１９３９年２月，方毅任鄂豫皖区党委委员，从鄂东进入安徽，参加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４月，任中共苏皖省委委员；５月，任津浦路东临时前敌委员会书记；７月，任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１９４０年３月以后，方毅历任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淮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以后，方毅历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解放战争时期，方毅主要负责华东地区财政经济工作，在后勤人力、财力、物资供应上，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从而保证了我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为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１９４９年８月至１９５２年２月，方毅历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常委、省委第二副书记，主要负责财政经济工作。１９５２年３月，方毅调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书记，兼任市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书记、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市的财政经济和综合计划等工作。１９５３年９月，方毅调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
　　１９５４年８月，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方毅受党中央派遣到越南帮助工作，１９５６年任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代表。方毅同志出使越南，先后长达７年之久，为帮助越南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６１年，国务院决定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归口管理，方毅从越南奉调回国，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党组书记。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７６年，先后担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党组书记。方毅在领导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他从援外政策和援助方式的制定到援外项目的组织实施，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不少重要建议。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方毅参与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制定，并在实际工作中始终不渝地认真贯彻执行。方毅曾多次率代表团访问亚非欧许多国家，探索因地制宜、切实有效的援助方式，并深入细致地组织实施各项重大的援外项目。
　　粉碎“四人帮”后，方毅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党组书记，国家科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７７年８月，方毅协助邓小平筹备、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认真听取了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从１９７７年９月到１９７８年３月，方毅又全力投入筹备和组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亲自领导会议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经党中央批准，在他领导下，恢复和重新组建了国家科委，制定了科学技术工作的新方针，强调科学技术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提出实验室成果向生产转移、军用成果向民用转移、先进地区成果向后进地区转移、国外成果向国内转移。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和发动我国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制定了我国新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部署了一批大的科学工程和一大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方毅坚持在科学和教育工作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商讨双边科技合作。１９７９年１月，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陪同邓小平访问美国，并与美方签订了有关高能物理、航天、基础研究等多项合作协定。他坚决执行邓小平的指示，向国外大量派遣留学和进修人员，并且改革了留学管理制度。８０年代初，他多次邀请海外著名学者来华，共同研讨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对打破封闭的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走出国门，促进我国的对外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方毅一贯重视基础研究，强调发展基础研究是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的重要任务，亲自过问和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重大科学工程的建设，十分关注高技术在我国的发展，领导和推动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的研究开发。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研究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他从１９７８年起连续９年，每年率领上百位科技工作者前往攀枝花、包头、金川等地，研究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和巨大的经济效益。方毅特别重视技术政策的研究，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４年，在他的支持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开展了我国能源、交通、通讯等十几个重要产业领域的技术政策的研究，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１９８８年以后，方毅担任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１９９２年，任全国政协党组副书记，主持政协工作。
　　方毅是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清朝的末代皇帝——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皇帝。
　　溥仪生于1906年，是光绪皇帝之侄，醇亲王载沣之子。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相隔一天的时间内先后死去。不满3岁的溥仪继承帝位，次年改年号为“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巨浪席卷全国。1912年2月12日，清廷被迫宣布溥仪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被推翻了，从此结束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政权。按袁世凯拟定的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例》，溥仪退位后皇帝“尊号仍存不变”，“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并“暂居宫禁”，因而溥仪退位后，故宫内除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划归民国外，其余地方仍归清皇室所有。溥仪退位后念念不忘复辟，1917年7月1日，他在张勋等人的拥戴下，宣布复辟。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复辟失败，7月12日溥仪不得不再次宣布退位。1924年，接受革命影响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占领北京。11月5日采取断然措施，废除溥仪的皇帝称号，限令“即日移出宫禁”。第二年，溥仪潜入天津，继续从事复辟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侵略者的秘密护持下去东北，次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导演下，当上伪满洲国的所谓执政，1934年3月又改称皇帝，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1945年日本投降，他在逃往日本途中于8月17日被苏军俘获，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特赦令将他释放。随着溥仪的立场和人生态度的变化，他由皇帝被改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1964年，他担任了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著有《我的前半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不断的改朝换代，出现了许多末代皇帝。那些末代皇帝不是被杀就是自杀，都没落个好下场。唯有溥仪例外，以公民的身份幸福地度过了晚年的美好时光。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和李淑贤女士在1962年4月30日结婚，建立了新的美满家庭。一位外宾曾经问他：“你不以为过去当过皇帝而有自豪感吗?”他答道：“皇帝，这是我认为最可耻的称号，自豪的是我今天成了一名中国公民。”
　　但是，新生活刚刚开始不久，罪恶的病魔——肾癌就潜入他的身体，使他在1967年10月17日凌晨与世长辞，终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