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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10月27日 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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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逐步把中华民族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炎黄子孙中出现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先进人物。严复就是其中开始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启蒙思想家。
1853年，严复出生于一个乡医之家。他14岁时考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语和数、理、化、地质、天文、航海等科学技术知识。毕业后，他在军舰上实习，到过新加坡、日本等地。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远航生活，大大开阔了严复的眼界，为他接受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打下了基础。1877年严复被派赴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在英国的两年间，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结业回国后，严复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一年后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这时严复年仅38岁，可谓宦途得志。但是，他对所谓“洋务运动”并不感兴趣，更厌恶充斥于官场的腐败习气。他常常向人们痛切陈言：再这样下去，用不了30年，中国就会被列强吞灭殆尽。
中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严复深感有必要向全国人士敲响警钟。在天津的《直报》上，他接连发表了许多立论深刻、行文犀利的政论文章，无情地抨击了封建顽固派的谬论，批驳了洋务派的妄想，全面提出了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为酝酿中的康梁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然而使严复最负盛名的，还是他所译著的《天演论》一书。该书出版后，轰动一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严复所以要译这本书，目的是要用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摧毁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保守思想，进一步提请人们注意亡国灭种的危险。他认为，如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竞争一样，种族与种族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的局面。中国为救亡图存起见，除却“与天争胜”、发愤自强以外，别无他法。这对当时的思想界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
严复晚年专心从事译著工作，思想有些趋向保守。然而，他一生的功绩毕竟是主要的，鲁迅曾多次怀着钦敬的心情，谈到严复对自己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也曾高度评价他，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921年10月27日，严复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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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10月27日 著名作家杜鹏程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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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７日，以创作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而享誉中外的当代著名作家杜鹏程同志因病于１０月２７日在西安逝世，终年７０岁。
杜鹏程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县，１９３８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１９４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５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辛勤耕耘，顽强拼搏，创作出数百万字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中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我国建国初期第一部讴歌人民解放战争的名著，被誉为我国描写现代战争的长篇小说的里程碑，而且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彭德怀元帅的艺术形象。他的一些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在和平的日子里》、《历史的脚步声》等多部作品获得文坛的高度评价。
杜鹏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名忠诚的革命战士。在生活和创作中，他始终不渝地保持自己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炽热的诗情与哲理的和谐统一，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开拓性建树。
杜鹏程曾先后担任新华社随军记者、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文联副主席和省作协副主席等职。他还是中共十二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陕西省五届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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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10月27日 谢非在广州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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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谢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9年10月27日14时50分在广州逝世，享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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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0月27日 任弼时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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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27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在北京逝世（1904年4月30日生）。任弼时，湖南湘阴人。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团中央书记。中共五至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长征途中，先后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和红二方面军政委。和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路线作过坚决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1943年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七大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49年被推为团中央名誉主席。此后因病休养，不幸英年早逝，终年46岁。 1984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任远远的纪念文章《爸爸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我的爸爸任弼时，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的艰苦漫长岁月，积劳成疾，在他年仅46岁的时候，患脑溢血，于1950年10月27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时我才10岁，但爸爸的音容笑貌和对我的教诲，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1940年3月，爸爸结束了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回到了延安。就在这一年的12月19日早上4点钟，我出生了。妈妈告诉我，我出世后1小时，爸爸就从杨家岭赶到了中央医院。他高兴地抱起了我，几次想在我的脸蛋上亲一亲，也许是怕那无情的胡子扎着我，几次都没舍得。
爸爸对我们的感情，既是亲子之爱，又是从他的革命职业中产生的。爸爸和妈妈生了9个子女，5个夭折于革命战争年代。爸爸、妈妈还时常想起这些同革命共患难过的孩子。
我7岁时，爸爸为我写了大字模：“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让我每天写一张，爸爸每天给我划圈打分。有一次，我写完大字，爸爸正忙着看文件，我把大字本给爸爸，请他为我划圈打分，因爸爸太忙，划了几个圈，就说：“你写完了，去玩吧！”讲完又看起文件了。“爸爸，你还没有打分呢！”我说。这时爸爸歉意地笑了，又认真地看了一遍，并打了分。
在延安时期，医生就发现爸爸的血压很高，但爸爸依然和周恩来副主席一起，留在陕北协助毛主席工作。我记得那时在一天紧张的行军或工作后，晚上爸爸总要到各处去看看，特别是到马圈，向饲养员询问马的情况，并走到马槽前看看马吃草，用手轻轻地拍拍马鼻子。
1949年，党中央迁到北平。这时，爸爸的病已经很重了，但他还是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因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只报告了一部分，其余的只好请荣高棠同志代读。
这次大会后，中央决定爸爸休养一段时间。他常到附近村庄去散步。一次，他看见农民用一种两端开口、像篓子一样的工具捉鱼，便和他交谈起来，问他一天能捉到多少鱼，到什么地方去卖，并问这种捕鱼的工具叫什么。农民说：“我们把这工具叫做‘花篮’。这里有句老话叫‘鱼逛花篮人逛灯’，鱼到花篮里就上当了。”回家后，爸爸还反复琢磨着农民的话，觉得很有意思，说：“可是他们很苦啊，用这样古老的工具捉鱼，人站在冰冷的水里……”
爸爸最愿意听同志们讲民间的生活情况，不时地提个问题，有时也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他常常这样说：“不合情况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哩。”
爸爸为人很和气，对谁从不声色俱厉。但他办起事来是很果断的，从来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在延安，江青用各种借口想用布搭一个棚子乘凉，因为那时爸爸是党中央秘书长，问题提到他那里，爸爸就是不批，说：“现在人都没有衣服穿，那有布搭棚子！”
在生活上，哪怕是一些很小的事，爸爸也要求很严。他经常嘱咐我们：一定要节约水电，电灯要人走灯关；自来水用时不要开得太大，用完要关紧；不要在墙上随便钉钉子挂衣服；窗子开了，一定要钩好，不然风一吹就要打破玻璃……
进城后，我们住在景山东街一所临街的房子里。爸爸的办公室西晒，离马路很近，这对爸爸的工作和休息都很不利。组织上多次要为我们换房子，我们也去看了几处房子，但回来向爸爸一说，他就是不肯搬，不是说“那房子太大了，我一个人住太浪费”，就是说“那是一个机关，因为我一个人怎么能牵动一个机关呢！”
爸爸给我们讲大道理的时候并不多，他事事处处用自己的行动在教育着我们，使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对民族对人民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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