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1月25日，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巴金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浙江嘉兴。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1920年，巴金考入成都外国语学校，发起组织“均社”，并任《平民之声》主编。1923年到上海、南京等地读书。1925年翻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等著作。1927年赴巴黎学习，翌年创作长篇小说《灭亡》。1928年底回国。自1931年文学创作进入旺盛期，写出长篇小说《激流》(即《家》)等10部中长篇小说， 10部短篇小说集，6部散文集。1934年11月化名“黎德瑞”去日本，次年8月归国，后与靳以编辑《文学季刊》、《文季月刊》，并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负责编辑《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出版短篇集《将军》、《沉默》等。
1936年11月与鲁迅、郭沫若等21人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救亡日报》编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辗转于香港、广州、汉口、桂林和大西南的昆明、重庆等地。出版《春》、《秋》、《憩园》等长篇小说和《还魂草》等短篇集。抗战胜利后，出版中篇小说《第四病室》、《寒夜》。新中国成立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大会代表，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国际笔会主席，《收获》主编等职。1982年4月荣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 5月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辑有《巴金文集》、《巴金全集》。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生于上海。1945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随物理学家吴大猷研究近代物理。1946年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50年获博士学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短期工作后，又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工作两年，1953年转往哥伦比亚大学，1956年升为正教授。1960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196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任费米物理讲座教授。1956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结论。195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吴健雄，用实验证实了他们的理论结论。为此，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64年以后，对某些弱相互作用中发生的破坏时间反演不变性现象的解释，作出许多重要贡献。李政道曾协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同步辐射设备，并多次回中国访问讲学。1980年以后，他发起组织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为培养中国青年物理学家作出了贡献。

1928年11月25日，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总结1927年下半年和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地区的武装斗争经验。
　　毛泽东指出，红军和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是：
　　第一，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第二，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影响和锻炼的工农兵士，为建立革命军队和红色政权准备了良好的群众条件。
　　第三，“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这样“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有相当力量的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强调武装斗争对于坚持长期割据局面的极端重要的意义，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的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1935年11月25日下午3时，蛰居天津的军阀孙传芳在南马路清修院“诵经”时，突被狙击。
　　刺客施剑翘是原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之女。1925年，孙传芳为扩大势力范围领兵北犯，施从滨奉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命迎头截击。施从滨因孤军深入，在皖北固镇兵败被俘，孙传芳将施从滨枭首于蚌埠车站。施剑翘时年20岁，立志为父报仇。
　　是日，施剑翘事先打听到孙到清修院“诵经”，于是跟随而进。先是坐在后排，后借故到了坐在前一排的孙传芳的右后方，当即照准孙的背后，开了一枪，孙立即倒在椅子的扶手上。施剑翘复向孙的后脑和背后开了两枪，孙当场毙命。
　　事后，施剑翘自己打电话给警察局自首。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后经冯玉祥、李烈钧等人活动，国民政府将施特赦释放。

1936年11月25日，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根据协定的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必须“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通过这个协定的签订，使日、德两国法西斯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公开的军事联盟，以联合起来实现其重新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
　　发动侵略战争，重新瓜分世界，这是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政权早已确定好了的方针。1933年1月份，希特勒上台后就着手于侵略战争的准备，在“大炮代替黄油”的口号下，疯狂进行扩军备战，把经济迅速推上了军事化的轨道。1933年，希特勒宣布退出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不久又退出了国际联盟，摆脱了国联对他扩军备战的一切限制。1935年，希特勒进一步颁布了“国防法”，规定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他的兵员额，使德国成了欧洲的战争策源地。在东方，日本法西斯化的步伐也很快，自从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以后，1936年3月份，法西斯分子、前外相广田弘毅的组阁，就表明了日本军事法西斯专制体制已经完成，当时他们就公开提出对外扩张的要求，把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作为谋求“帝国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国策。
　　东西两个法西斯帝国结成军事联盟，目的是为了平分世界，之所以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一方面，他们确实要反苏反共，另一方面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过早地刺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果然，西方帝国主义上了当，听凭其军事力量的发展，结果养虎为患，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一场严重的灾难。

毛岸英1922年出生在湖南长沙清水塘畔。他8岁时就和妈妈杨开慧一起被敌人关进了监狱，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被保释出狱。经过地下党的安排，岸英三兄弟转移到了上海，后来地下党遭到破坏，岸英和二弟岸青流浪在上海街头，小弟弟岸龙在转移中失踪。岸英、岸青兄弟俩靠卖报纸、拾破烂、拣烟头、帮人推人力车来维持生活。岸英想买一本小学生字典学文化，兄弟俩下决心勒紧裤带，3个月不吃早饭，终于买下了字典。后来，毛岸英一直把这本小字典珍藏在自己身边。
　　1936年，地下党终于找到岸英兄弟俩。组织上决定送他们去苏联学习，毛岸英进了国际儿童院，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区委委员和团支部书记。以后，毛岸英又考入苏联军事学院。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他被派往苏军的一个坦克连队担任党代表，并被授予中尉军衔。他跟随苏联红军到过波兰等国家，为东欧国家的解放，贡献了力量。1946年，在毛岸英回国前夕，斯大林接见了他，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最高奖赏。
　　回国后，毛泽东对毛岸英说：“你吃了十年洋面包，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也上了高等军事学院，还有一课要补上，你应当去上中国的劳动大学，先到农村去看看农民怎样种地，了解了解中国农村。”这样，岸英又背上背包和种子，步行40里，到延安南郊的一个农村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北京解放后，毛岸英接受中央任务，带领小分队先进城，在中央首长重要活动区，指挥扫雷，保证毛泽东和党中央安全进入北京。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毛岸英要求出国作战，毛泽东亲自把他交给了彭老总。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担任翻译、机要秘书和参谋工作。11月25日上午11时，毛岸英正在处理已经签发的战斗电报，突然，美军飞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不幸牺牲。
　　毛岸英牺牲以后，彭总亲自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建议将岸英的遗骨埋在朝鲜北方。周恩来收到彭总的来信后，当即在信上批复，“同意彭的意见”，并将此信送刘少奇、邓小平圈阅。刘少奇、邓小平都同意彭总的意见。这样 ，彭总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认同。
　　彭总回国述职时，曾专门向毛泽东报告了岸英不幸牺牲以及将他的遗骨埋在志愿军总部驻地的简要经过。毛泽东听后，安慰彭总说：“岸英是属于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你回去要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国土上，体现了我们与朝鲜军民共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烈士的鲜血凝成的。你们做得对，做得很好。”

1975年11月25日零点(当地时间)，苏里南共和国的国旗在帕拉马里博的体育场上空徐徐升起，从而庄严宣告苏里南获得独立和苏里南共和国诞生。在体育场上，成千上万心情激动的群众高呼：“苏里南独立了！”“苏里南共和国万岁！”人们载歌载舞，纵情欢庆祖国的新生。歌声和欢呼声震撼着整个体育场，五色缤纷的焰火燃亮了夜空。
独立典礼一开始，苏里南军官降下了荷兰国旗，象征着荷兰的三百多年殖民统治从此结束。苦难深重的苏里南人民为了反对外国侵略和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前后奋斗了四百多年，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苏里南总督约翰·费里埃，以亨克·阿龙总理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及苏里南各政党领导人出席了庆祝仪式。参加庆典的还有来自拉丁美洲、加勒比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二百五十多名政府代表，其中包括中国政府代表、中国驻圭亚那大使王占元。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和夫人也出席了典礼。
在帕拉马里博这座美丽的城市里，政府大厦和商店张灯结彩，共和国的三色金星国旗到处飘扬。在市内一座黑人奴隶雕像的近旁，悬挂着巨幅标语，上面写着：“自由属于苏里南人民！”“苏里南人民万岁！”在雕像的四周，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男女青年，有的翩翩起舞，有的高唱爱国歌曲。苏里南大学的一位大学生激动地对新华社记者说，“今后，我们永远不会孤立，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
25日上午，举行了共和国第一次议会会议。会上一致通过决议，根据新宪法，由前总督约翰·费里埃担任共和国总统。费里埃总统已在同一次议会会议上宣誓就职。
同一天，苏里南和荷兰就移交主权和谴返荷兰在苏里南的驻军等问题签署了协定。据帕拉马里博电台广播，最后一批荷兰驻军已于25日撤离苏里南。
苏里南总理亨克·阿龙11月25日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将自由地决定我们自己的方向，任何人和任何情况都不能剥夺我们的这一职责。”他号召苏里南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他说，“我们将不允许我们的自然资源成为使别人变得富有的手段，而使我们自己处于贫困。”他表示，“不仅我们的自然资源，而且我们的人力资源和资金都将完全被用于发展国家的经济。”
阿龙总理在谈到对外政策时强调说，“我们作为(原料)生产国，应该同第三世界合作，以保卫我们的利益。”他还指出，“我们高度评价一切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不得损害我们的尊严。”

1983年11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把中日关系三原则扩大为四原则，这四项原则是：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双方还决定建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
　　这是中日两国外长上午在外务省举行会谈后，由随同胡耀邦总书记访日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向记者宣布的。
　　据介绍，吴学谦外长在会谈中说，1982年赵紫阳总理访问日本时提出了中日关系三原则。中曾根首相11月24日在同胡耀邦会谈时建议，在三原则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句：“相互信赖”。胡耀邦总书记赞同这个意见。这是双方首脑一致同意的。11月25日，需要两国外长确认一下，今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原则是：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对此，安倍外相表示完全同意。
　　在会谈时，吴学谦说，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一致同意建立中曾根首相提出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这也是我们完全同意的。安倍外相说，双方确认了日中关系四原则，并且为此而建立“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对此我们感到很高兴。
　　安倍说，胡耀邦总书记建议，“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应包括老、中、青的代表；日本方面认为应该包括学者和政界、经济界的代表。对此，吴学谦表示完全赞成，并强调要有青年代表参加。他说，这是因为21世纪属于现在的青年。

1986年11月25日下午两点三十分，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勇士们驾着两艘红色橡皮艇，在六级大风掀起的浪涛中安然漂至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横沙岛，从而完成了历时五个多月的长江科学考察漂流重任。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上游水流湍急，总落差达5400米，成为国外探险者征服的一个目标。1985年美国坎沃伦急流探险公司获准首漂长江。为了赶在美国人之前完成首漂长江的壮举，中国青年尧茂书于1985年6月只身进行长江第一飘，不幸遇难。同年 10月，四川省地理学会发起和组织科学考察漂流探险指挥部，并同时成立了包括漂流队员、科学工作者、随队记者及安全保卫、后勤人员共54人组成的长江科学漂流队，这支队伍中11人是中科院成都地理研究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15人是主漂队员，平均年龄25岁，由唐邦兴、朱剑章为领队。1986年6月3日，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从成都出发到西藏拉萨，转而北上到长江源头沱沱河。1986年6月16日正式开始长江漂流和科学考察。在海拔 4500米的长江河源区，他们采集到各类水文、地质标志1000多件，拍摄了3000多张照片。在金沙江水域，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重点考察了滑坡、泥石流。
长江全程6000多公里，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考察漂流中，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闯过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250多个险滩，基本完成了长江河源区干流沿岸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和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及其保护利用的16个项目的考察研究任务。为此，在漂流过程中，孔志敏、王建军、王振、杨前明和记者万明5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1月25日，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漂至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横沙岛，从而完成了历时5个多月的长江科学考察漂流任务。
在此之前，由一批青年自发组成的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于11月12日抵达上海吴淞口。

2000年11月2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六次缔约方大会在延长一天后仍无法达成预期的协议，只得中断会议给与会各方更多时间继续商讨谈判，以争取在复会后能够最终达成应对全球变暖具体措施的议定书。
　　与会发展中国家建议，把原定2001年5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工作会议作为第六次缔约方大会的继续。
　　大会主席、荷兰环境部长普龙克向与会的政府部长宣布，海牙大会在原定的会期内未能制定出实现《京都议定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指标的具体措施，大会未能达成与会各方和公众期待的里程碑式的《海牙议定书》，这令许多与会代表非常失望。
　　许多与会国家和环保组织称，美国的态度是导致海牙气候会议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美国缺乏通过自身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诚意。在为期近两周的海牙会议期间，它一直要求其它缔约方接受其以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方式来抵消本国实际排放的方案，以及用援助发展中国家用无热污染发展方法，换取在本国继续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指标的提议。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25％。海牙大会与会各方期待美国率先以实际行动减少本国排放，而不是用金钱买卖排放的权利和指标。
　　海牙大会从23日以来就陷于僵局中，美国和欧盟各执己见，美国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可以无止境地用森林和植被抵消排放、用对外援助换取排放指标。欧盟要求给美国的方案设立50％的上限，以迫使发达国家在本国也做出努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大会主席曾提出折衷方案，但受到与会各方的反对。普龙克只得废除折衷方案，这样海牙大会就失去了协议的基础蓝本而无法继续下去。
　　鉴于海牙大会租用的会场已经到期，大会无法继续延长，与会各方又不愿大会不欢而散，最后由受全球气候变暖危害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议，中断海牙大会让缔约方继续谈判，争取在2001年5月复会时能够最终达成《海牙议定书》。发达国家也同意中断会议的提议。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５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２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途中翻沉，死亡７２人，直接经济损失达３７００多万元。这是天津市、石油系统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也是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历史上少见的。
　　“渤海２号”钻井船是１９７３年由国外引进的一艘自升式钻井平台，由沉垫、平台、桩脚三部分组成，为大型特殊非机动船，用于海洋石油钻井作业。迁往新井位时，应卸载，使全船负有可变载荷减到最少，下降平台，提升沉垫，使沉垫与平台贴紧，排除沉垫压载舱内的压载水，起锚，各桩脚安放楔块固定，最后由拖船拖航。
　　据调查，１９７９年１１月份，海洋石油勘探局计划将“渤海２号”钻井船由原井位迁至航距１１７海里的新井位。为安排“渤海２号”迁移拖航任务，１１月２２日上午由局总调度室负责人主持召开了拖航会议。会前，１１月１２日“渤海２号”队长曾自海上发来电报，告知平台上的３号潜水泵落水，要求派潜水员打捞。“渤海２号”迁移任务确定后，１１月２０日、２１日，“渤海２号”队长两次从海上发来电报，向局、钻井处要求派潜水员打捞估计落在浮力（沉垫）舱上的潜水泵、卸载和用三条船拖航，即８０００马力拖轮主拖，另两条左后、右后帮拖，指出这样稳性好，拖速快。拖航会议上，读了“渤海２号”队长２０日、２１ 日的电报，经过讨论决定：不在原井位卸载和捞潜水泵（为避免潜水泵将平台顶破，确定浮力（沉垫）舱与平台之间留１米间隙），为了能够就位，在距新井位４海里处设过渡点升船一次，捞泵卸载，如新井位水深可以直接就位，就不再设过渡点，不再捞泵卸载；拖船只用一条８０００马力的２８２号拖轮。
　　１１月２３日上午，在局领导干部碰头会上，局总调度室另一位负责人简要地汇报了拖航会议决定的事项，局领导对此未提出异议，表示同意。当晚，２８２号拖轮驶抵“渤海２号”处，抛锚待拖。
　 １１月２４日晨，天津、河北和山东气象台均发布大风警报，局总调度室这位负责人向局领导干部碰头会作了汇报，并估计“渤海２号”不会降船。与此同时，钻井处调度值班人员也向主管负责人提出“渤海２号”不应降船的建议，但处主管负责人只指示将气象处情况告知“渤海２号”，而没有作出不降船的决定。
　　１１月２４日８点３分，２８２号拖轮靠近“渤海２号”，准备带缆，因涌浪大，失败；８点５９分，第二次带缆成功，随即降船。１０点４４分开始拖航。当时“渤海２号”干舷高度约１米左右（应为３米以上）。２０点以后，风力逐渐增强，达８至９级，阵风１０级。由于干舷低，甲板浸没在水里。
　１１月２５日凌晨２点１０分，“渤海２号”通风筒被打断，海水大量涌进泵舱内，全船职工奋不顾身，英勇排险，终因险情严重，抢堵无效，船体很快失去平衡，于３点３５分在东经１１９度３７分８秒、北纬３８度４１分５秒处海面倾倒沉没。船上７４名职工，除２人得救外，其他同志全部遇难。
　　“渤海２号”钻井船翻沉后，２８２号拖轮没有按照航海规章立即发出国际呼救信号并测定沉船船位，迟迟报不出沉船准确位置。船上救生艇、救生筏也均未投放救人。
　　造成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拖航时没有打捞怀疑落在沉垫舱上的潜水泵，以致沉垫与平台之间有１米的间隙，两部分无法贴紧，丧失了排除沉垫压载舱里的压载水的条件。这就使得“渤海２号”载荷重，吃水深，干舷低，稳性差，破坏了“渤海２号”拖航作业完整稳性的要求，严重削弱了该船抗御风浪的生存能力，违反了该船制造厂制订的《自升式钻井船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也违反了该局制订的《渤海２号钻井船使用暂行规定》中关于拖航应排除压载水的规定，不符合拖航状态的规则和要求。
　　据了解，“渤海２号”翻沉事故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海洋石油勘探局长期以来忽视安全工作，在海上石油钻井生产中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结果。仅据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９年的不完全统计，该局发生各类事故竟达１０４３起（其中重大事故３０多起），造成１０５人死亡，１１４人重伤，经济损失十分惊人。事故发生后，多数没有发动群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设法解决事故隐患。
　　１９７７年底，该局“渤海１号”钻井平台曾发生桩腿断折事故，所幸没有造成船翻人亡事故。事后领导未能引起警惕，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分析事故原因，实事求是地吸取教训，而是热中于给有关人员披红戴花，搞大表彰等活动，结果非但没有根据前车之鉴改进工作，反而助长了不尊重科学，违章指挥和冒险蛮干的风气。更荒唐的是，“渤海２号”钻井船的《稳性计算书》等外文资料，该局从未翻译、研究，直到这次事故发生后，为了调查案情，才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请人译出。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５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处理“渤海２号”事故的决定，决定说，“渤海２号”钻井船在渤海湾内翻沉事故发生以后，石油部迟迟不认真调查事故的原因，不如实向上级报告情况，也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处理有关责任人员。事故发生８个月以后，石油部仍然没有严肃对待。只是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严格督促，全国总工会和社会舆论同声指责，石油部才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比较深刻的检查。
　　“渤海２号”翻沉事故的发生，是由于石油部领导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尊重科学，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职工意见和历史教训造成的。石油部领导对此负有不可推诿的重大责任。国务院领导对这一严重事故处置不当，也是重要的失职，应当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国务院会议在听取石油部和其他有关各方的报告以后决定：（一）接受宋振明同志的请求，解除他石油部部长的职务，提请人大常委会批准。（二）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同志，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直接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三）国务院对“渤海２号”死难的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他们的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７日石油工业部公布了“渤海２号”钻井船翻沉事故死难人员名单：刘学、丁公社、马明、王敦清、王之全、王志辉、王文德、叶先福、史光照、田立全、米觉初、刘鸿智、刘建智、刘建英、刘志斌，刘运智、刘志斌、关学坤、任心健、齐文锁、杨再武、杨光华、杨万山、李华林、李富成、李金元、李寿兴、李凤鸣、李杰、李亦明、李庆生、吴连福、吴水静、吴良木、沈明宜、毕玉民、张长喜、张福传、张俊成、张荣花、张国民、张希亮、张春利、张江平、陈文斌、陈津生、陈淑良、陈道怀、周其福、胡卫生、赵相国、范林、范立全、郑阳、侯文彬、徐德胜、秦栋梁、高阳、高建中、桑根深、顾翌、梁福龙、康于义、黄印、黄新兴、蒋兰华、蒋家坤、葛春生、鲁根山、路时俭、靳湘启、解建华。